武吉免登式眩惑

武吉免登式眩惑

线装情结:
2010/08/11 3:30:44 PM

温任平

1989年11月来到首都，暂居何清园，那儿日夜往来的巨型罗里的轰隆声，与每部罗里排气管向上喷出的浓烟，一年后就把我赶到同善路去。在同善路的一条岔路，那儿有间残破的古庙，庙前的路相当陡斜，车子要三档才爬得上去。那一带古木参差，树干带着藤蔓，叶丛东一块西一片，芜杂紊乱。我就住在这样的三煞齐临的恶地，思考自己的前程，筹划下一步要走的路，隐士般地过活。

如是者又过了一年，我搬到前面的惹兰阿罗去，屋主是一名海军少校。我在3楼的房间可以清楚看到帝国酒店与隔街联邦酒店的上端，那儿是密密麻麻的房间。我很快就把联邦酒店楼下的咖啡座定为我与客人的会面地点。从我的住处往联邦酒店走，在大人餐厅与添油站之间有一条巷子，不用5分钟就到了。我那时在教书，只能在傍晚5时30分见客，每一天或每隔一天，夕阳初照我便出门，天黑客人走了我用了晚餐才回家。在武吉免登，我与熙来攘往的游客无异，是个“浪人”(Fleur)，喜欢在马来亚图书公司、商务印书馆与金河广场里面的长青书局蹓跶。那时我应《南洋商报》总主笔王锦发之邀，在〈言论版〉写〈替城市看相〉。

流行怀旧

那几年流行怀旧，这股风潮大概是在1992年掀起的，“旧情绵绵”的时尚海报从金河广场张贴到武吉免登广场，周璇发型、旗袍装扮的女性半身照处处可见，每天傍晚我一走进武吉免登便走入中国30年代的历史记忆里。我每天生活得像戏剧，也生活得像梦幻。早上在讲堂上侃侃而谈，许多时候像莎剧里的人物讲独白(monologue)。下午小休，傍晚在咖啡厅里啜咖啡，与访客讲些有关人生规划、投资方略的正经事。不同的客人要用不同的语汇，有时我会舍弃小布尔乔亚阶级的普通话，用市井话语把意思说清楚，让人听得够明白。客人离座后我会呆在咖啡厅半个小时，浏览嵌镶在墙壁上的镜子与周边的风景昼，倚窗而坐，看外头车如流水马如龙。疲累地守在喧嚣躁动的城市边缘，我心里清楚玻璃窗外的繁华不属于自己。

大都会拾荒者

那时还有万隆、Metrojaya，Sogo，我习惯把这3个广场加上Lot 10与金河、武吉免登广场分成两类：前者宽敞，空间大，里头的摆设较精致，允许游客、购物者与闲荡者悠游地在里头晃逛。金河、武吉免登广场像蜂窝，每个窝是个商店，货物山积，人群往来，摩顶接踵。你如果突然停步，后面走上来的人准与你撞个满怀，电动梯挤满了人，你也不能临时改变主意往后退，一列列两人或三人一组的人墙将会像多米诺牌那样一排一排往后倾倒踣跌，酿致灾难。商店前的走廊窄得很，走廊的另一端租给了各式各样的卖摊，蜂窝或鸽子笼式的店铺令人目眩神迷，眼花缭乱。这个地方是不能发生火患的，因为出口太少。人杰地灵，天佑金河，天佑武吉免登，18年过去了，连祝融也找不到这迷宫般眩惑的两座旧式广场。

在Lot 10、万隆、吉隆坡广场走动，空间的障碍不大，我比较能心安理得体会广场的多元混杂(heterogeneous)，从英美法德到Isetan、Casablanca的文化杂揉，一种强烈的世界主义的感觉，与广场外更强烈的种族主义感受南辕北辙。很多时候，在那些宽敞的广场，我把自己想像成贵族，白先勇笔下最后的贵族，在优雅地踱步，让其他富贵中人或上流阶级一眼觑到，视我为共同体。我在别人的眼神看到自己，别人的目光里也有我的影子吧！我是大都会的拾荒者，在武吉免登这一带的广场，熟悉的事物变得不熟悉，我的学生摇身一变花枝招展在金河与我面对面错身而过竟不认识我。去熟悉化后的再熟悉化，我在刚刚进军大马饮食市场的香港式茶餐室嗅到马来西亚的风味，噢，那是1992年。

人气磁场

旧式建筑结构的金河与武吉免登是人气磁场。人愈拥挤的地方人愈要挤着去，这与母亲的叮咛“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恰恰相反，人天生“从众”(herding)，因为他们享受“集体式身体互相感应”(bodily collective innervation)，贴近客体，透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嗅觉所得与偶然碰触。面对人群仿似面对文字，阿多诺(Adorno)曾告诉我们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书写便是如此展开的，关键词在“贴近”(near-ness)。在武吉免登3年的参与性观察的历程当中，我见证了全球化如何压缩空间，人们如何视壮观(monumentality)为雄伟。

1993年12月我离开愈来愈金碧辉煌的武吉免登，隐居班登英达，拒绝应酬，不出风头，学习蚂蚁般写作与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