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与威廉三世

康熙皇帝与威廉三世(280710)
线装情结:
2010/07/28 3:56:14 PM

●温任平

读清史，总觉得康雍乾三朝盛世这样的统称不妥，康熙比雍正及其孙儿乾隆好学，他于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地理的知识丰富。他下过苦功学习三角、几何、代数，他对几何原理熟背如流，康熙对人体解剖学这种西方先进医学技术也感兴趣，他命传教士整理讲稿，编汇成书，并指出此书之成“必大有造福于社会，人之生命，或可挽救。”可惜这部被皇帝称誉的书，却无法于民间付梓，由于图像有淫猥、暴露之嫌，未能刊印。康熙命人手抄数本，供浏览之便。康熙懂拉丁文，刻苦博学，可惜他之所学未能迈出宫廷，西方科学成了皇帝的专利品，无法在中国社会发挥提升的作用，殊为可惜。

雍正乾隆各有建树

雍正、乾隆文治、武功各有建树，雍正刻薄寡恩，主政13年，国库多了不少银两；乾隆则好大喜功，东征西讨，场面撑得很大，里子却日益空虚。雍乾二帝对自然科学毫无好感，在康熙倡导下的天文数学、自然科学等宫廷之学也就无以为继。雍乾只保留西洋建筑设计（如喷泉）、绘画、翻译等实务。康熙生前搜集到的望远镜、温度计、三稄镜、显微镜……也没拿来用作科学研究的工具，这些东西从宫廷流入满洲贵族家庭沦为玩具。以康熙的精明干练，他其实有能力把天文地理、几何代数、物理科学推广入民间，皇帝登高一呼，自可打破当时社会把西洋科技与知识目为“奇技淫巧”的偏见。

康熙在位期间完成了两项科学工程：1713年他下令编纂《律历渊源》，花了10年时间终于完成。早在1708年，康熙大帝即筹划测绘中国地图，从长城开始，派人对各省地形、地貌作了实地考察。过去由于地面形势曲折峭陡，难以精确量出的灰色地带，康熙命人以三角测量，并辅以经纬度等先进方法。《皇舆全览》于10年后完成，这是第一幅以科学方式绘就的中国地图。这两项文化工程都有科学意义，可惜康熙的能力仅及于此，无力再进一步扩大。康熙晚年因使臣朝拜的礼仪问题，与罗马教廷交恶，并禁止传教士来华传教，西学中用、中西交流的两条桥梁同时崩折。

教育是摆脱贫穷最好手段

与近代德国比较，18世纪的德国尚未改革，大学都是些经院哲学式的神学院。19世纪初法国的拿破仑称霸，首当其冲的是德国，德皇威廉三世一手建立的哈勒大学被摧毁，普鲁士一半的国土被法国占据，还得偿付大笔的战争赔款，国家极度贫困。际此危急关头，威廉三世告诉内阁：“正是由于贫穷，所以我们要办教育，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穷困，最后搞到亡国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穷的最好手段。”在国王与内阁通力合作下，当时的德国教育部长洪堡创办了第一所现代化大学——柏林大学，被后人誉为德国教育之父的洪堡出任首任柏林大学校长。

英法这些先进军事强国，当时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学院（college）式的专科，而非无所不包的university。所谓“大学”，这个university指的是无所不包，普遍万有的教育中心。大学一定是综合性的，大学是对世界从各个角度提出新的诠释，增长知识，向真理迈进。

人并非机器螺丝钉
康德思想的核心是，人不是手段，人是目的；人并非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人是自主、自立、自由的，人理智地按照他的选择采取行动。普鲁士的改革以德国康德哲学为基础，教育的意义是培养学生的自我决定能力，主动去理解，抽象作归纳。柏林大学横空出世，它的模式为世界各国仿效。德国大学的成就制度严苛，但学术研究开放。

威廉三世求才若渴，我们很难想像200多年前的一位专制君主胸襟能如斯豁达，两名反普鲁士帝国专制的生物学家离开柏林大学去巴伐利亚（即现在的慕尼黑）当教授，威廉三世叫人快马加鞭把他们追回来并增加教授酬金一倍。威廉三世成功留住两位科学家，除了加薪，还应允他们言论自由（反帝、反专制）。这样一来，柏林大学的其他教授也准备开溜了，德皇把全体任职于柏大教授的工资全加一倍。威廉三世如斯礼待知识分子，于是巴伐利亚那儿的教授也要走了，巴伐利亚政府只得调高薪酬一倍，以免人才流失。

在柏大的费尔巴哈教授，享有盛名，此人反神学，还说了一些侮辱上帝的话，德国教育部考虑开除他，但宽宏大量的威廉三世却说：“既然他不相信神，那就让他去哲学系教书吧。”

如果康熙大帝能像威廉三世，中国在18世纪早就率先现代化了。如果马来西亚的国家领导人重视教育的品质，选贤与能，在文化、教育、经济这些主要的领域不走土著主义的偏锋，我们的人才与资金也不致从70年代迄今不断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