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狼星诗社与马华现代文学运动

天狼星诗社与马华现代文学运动

温任平

（此论文收录在江洺辉《马华文学的新解读》（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出版（1999年7月16日第一版），页153～176。后又收录于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主编：《赤道回声》，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月出版），页589～60。）

（一）缘起

上述课题，本来不太适宜由我来谈。我是天狼星诗社的前任社长，谈天狼星诗社和大马现代文学的关系，分寸拿捏得不准，难免有往自己脸上贴金之嫌。
　　
另一个顾虑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是天狼星诗社的当事人，要跳出当事人的框框作出旁观者那样客观的分析，并不容易。

不过作为天狼星诗社的领导人（我担任诗社社长长达12年），最大的方便是较易拿到第一手的资料，免去了局外人分析天狼星所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臆测成份。我看我能做到的是，把诗社的各类文学活动尽可能如实地记载下来，至于这些活动对马华现代文学所造成的影响，我会作些事实的敷陈与析论，供作日后研究马华现代文学的有心人参考。

（二）一个有扩张企图的神话王国

天狼星诗社大抵可分为五个阶段或时期。

第一个阶段是1967年到1972年的萌芽/草创时期。如实地说，1967年成立的是绿洲社，而非天狼星。绿洲社是天狼星诗社的前身，主要成员是温瑞安与他的同学黄昏星、蓝启元、休止符（周清啸）、廖雁平、叶遍舟、余云天、吴超然等“七君子”。活动的主力以编壁报，“出版”手抄、油印本《绿洲期刊》为主，并且每年都举办两三次的文学聚会。《绿洲期刊》一共出版了三十多期，以手抄本居多。手抄本只能传阅，油印本（一百册）则有些余裕邮寄给各地文友看看。绿洲以那么原始的形式“出版”，但内容居然包括了余光中、叶维廉、叶珊等台湾作家的特辑/专题，真的有些“胆大妄为”。后来相继于1972年、1973年成立的各地分社（都是以“绿”字排前），不少亦仿效以这种手抄、油印本出版刊物（张树林任社长的安顺“绿流”分社，曾出版二十多期的油印《绿流期刊》），我想这种满足感来自精神上的居多，实际的行销流传则谈不上，可以说是一种高度理想主义的表现。

针对这种高度理想主义的表现，1973年6月号的《学报》（869期）赖瑞和写过一篇有关诗社的访问：<一个神话王国：天狼星诗社>曾客观地指出诗社的动力来源：“这种干劲，得有一种自以为是，牢不可破的信念来支持。这种信念，多少有点youthful，romantism，idealism，不理会现实考虑的意味”，并且认为天狼星诗社是向外面的世界摆一个“神话的姿势”。

说起来天狼星诗社在1973年开始，便晋入所谓成长鼎盛时期。诗社的第二个阶段应该从这年算起。在此之前，由于瑞安的策划，黄昏星、周清啸、蓝启元三人的大力辅助，他们除了出版刊物，还经常到国内其他城镇往返，与文友见面认识；住的较远的文友则通过书信联系，建立/加强彼此的联系。这些活动替诗社奠下相当广泛的人际网络，为诗社罗致到不少人才，寥湮（方娥真），陈美芬，何棨良，许友彬大概都是于1972、1973年先后加入天狼星诗社的阵营的。

就我所观察与实际体验到的是，1972、1973年是诗社相当重要的年份。我替香港《纯文学》双月刊汇编的<大马诗人作品特辑>分两期刊登于1972年10月号与12月号，我相当自觉地尝试把现代诗的力量扩展出去，“争取”国内与国外的认可。1973年正月我个人也开始在台北《幼狮文艺》撰写《谈文说艺》专栏。1972年11月瑞安与周清啸、蓝启元赴首都拜会姚拓、白霹、悄凌、周唤、雅蒙、赖瑞和、思采、沈钧庭、李忆莙、凝野诸人，与《蕉风》、《学生周报》建立较密切的联系。1973年2月我与瑞安联袂赴北马访艾文、宋子衡、游牧、菊凡、温祥英、麦秀、苍松等人，加强与北马文友的联系。这些“动作”都是为了广大诗社的影响力，可以说是“进军”文坛的先声。

而1973年我从彭亨调返霹雳冷甲任教，住在美罗老家，我与瑞安两股力量汇流，力量倍增，大家于是决定把1972、1973年相继成立的九个分社联成一体称为“天狼星诗社总社”。我个人任总社长，瑞安任执行编辑，黄昏星任总务，周清啸任财政，蓝启元任文书，另设委员数人，辅助社务之推展。前面提到的九个分社除绿洲外，它们分别是“绿林”（霹雳巴力，社长陈美芬），“绿原”（霹雳宋溪，社长陈采伊），“绿风”（彭亨文德甲，社长杨柳），“绿湖”（吉隆坡，社长何棨良），“绿野”（霹雳冷甲，社长殷乘风），“绿流”（霹雳安顺，社长张树林），“绿丛”（吉打亚罗士打，社长许友彬），“绿岛”（威省大山脚，社长陈中华），由谢川成担任社长的“绿园”则迟至1976年始成立，成为天狼星诗社的第十个分社。这个时期的天狼星不仅规模壮观，而且拿得出来的成果亦不俗，已不仅囿限于草创时期那种出版壁报、手抄、油印本期刊的活动框框而已。（从1973年到1976年的诗社大事请参考《愤怒的回顾》一书附录的资料：《天狼星诗社：70年代大事记》。1980年的资料则参考《天狼星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1973-1983年）》）



诗社从1973年到1976年年杪瑞安一众退社，在台另组神州社，便晋入第三个阶段：“温瑞安缺席”的天狼星诗社在许多方面都不同，这是必然的事，也是诗社必需面对的事实。神州社的成立，也使留在大马的社员自然萌生一种竞争心态，包括已经三十岁出头的我，都不愿意看到诗社在温、黄、周、方、殷、廖诸人离社之後而陷入萎糜不振的局面，为人耻诟。“世纪文化公司”便是在这种心态下成立，我们知道一定要搞好出版、销行，我们才能与瑞安一众“较量”。这个时期，张树林、黄海明、沈穿心、孤秋、谢川成、林秋月实际上已代替了退社成员所留下的空间。


（三）出版书籍才是最雄辩的

从1977年到1980年诗社迈入第三个时期，也许我应该把这个时期称为诗社的出版/收获时期，相对于诗社第二个时期仅能出版《大马诗选》与《将军令》书籍两册，诗社于1977年至1980年共出版个人结集及合集多册，它们是《大马新锐诗选》（张树林主编），《流放是一种伤》（诗集，温任平著）、《易水萧萧》（诗集，张树林著），《众生的神》（诗集，温任平著），《橡胶树的话》（诗集，蓝启元著），《传统的延伸》（论述，沈穿心著），《走不完的路》（合集，风客等著），《千里云和月》（散文，张树林著），《天狼星诗选》，《愤怒的回顾》（论述，温任平、蓝启元、谢川成编），《文学观察》（序文，温任平著），《青苔路》（合集，千帆等著），《风的旅程》（合集，程可欣等著），《晨之诞生》（诗集，川草著），共14种，均由天狼星出版社出版。我个人也在台北出版散文集《黄皮肤的月亮》，诗论《精致的鼎》，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出版我的论述《人间烟火》，加上朝浪的诗集《渔火吟》，陈强华的诗集《烟雨月》，天狼星诗社成员从1977年到1980年这4年内共出了19本书，以当时诗社成员物力财力之匮乏，这成绩算得上是斐然可观的了。

也许有人会以为1984年开始，诗社逐渐沉寂，生力不继，资料自然阙如，揆诸实况，又非如此。因为1984年诗社的多位成员通过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雳分会之便参与“马华现代文学会议”，为马华现代文学运动庆祝25周年，文学热忱何其炽盛！1984、85、86年诗社都有文学聚会，并于每年6月6日的诗人节聚会出版，分发年度诗人节纪念特刊。从1976年开始到1986年，诗社共出版印行了11年的诗人节纪念特刊，从未间断。诗社活力的萎化，大概始于1987年，最明显的“凶兆”是诗人节纪念特刊不再刊行，而1986年我从金宝搬去怡保，离开了金宝培元国中这个“基地”，局面变化甚大。1987年诗社年轻一代的中坚份子包括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张嫦好都在马大念书，首尾不能兼顾，我与树林、川成诸人都有点意兴阑珊，无心恋栈。1987年以迄于1989年可以说是诗社趋于末落的衰微期。

换言之，诗社在进入80年代，还可分为转型/中兴时期，那是1981年到1986年的事，1987年到1989年杪则是诗社的衰退/陨落时期。这么笼统的说法，自然过于简化、粗糙，下文当就个人记忆所能及与搜集到的资料作些补充。


（四）1981年，诗社的中兴、转型时期

“天狼星”进入80年代便开始看到蜕变的痕迹。《天狼星诗选》于1979年出版，收入37位诗社成员的作品，可以说记载/反映了天狼星诗社社员在70年代的大体表现。我在《天狼星诗选》所撰写的序文<艺术操守与文化理想>把诗社的工作与宗旨归纳为6项：
　　
1. 继承海天、荒原、银星等刊物的未完成使命，继续推广宏扬现代文学。

2. 栽培文学的新生代，尽可能奖掖提携后进，为文学界提供新的血轮。

3. 建立一种以文学艺术为事业与职志的生命信仰。

4. 在文学界矗立一座不顾现实的考虑，孜孜于文学艺术的追寻之典范。

5. 在我们能力做到的范围内，尽可能普及文学教育，使文学在文化格局中发挥更大的潜移默化的功能。

6. 维护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尊严。文学并非政治的附庸，作家的任务不是充当某种政治教条的传声筒，而是客观的、忠实的、全面而深入的去探究现实与人生。

1983年12月31日当诗社出版10周年纪念特刊时，我们再把上述六项宗旨印在页首，这样做不是要把它们奉为教条，而是自我惕励，用意是让大家对于自己投身其间的事业底意义有一种“自觉”。

1980年是诗社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不是因为年载的嬗递（从70年代的迈入80年代），而是因为诗社的许多分社在70年代下半叶渐渐熄火停工，除了张树林领导的绿流分社，其他分社已名存实亡。《天狼星诗选》收入的37位社员，逾半已辍笔不写或失去联络。我与诗社其他重要成员意会到与其分散力量，零零碎碎搞活动，何如化零为整，以诗社为总体，把所有的人力、能量都贯注进去，成果或更可观。

1980年年杪，我从冷甲调返金宝培元国中任教，局面顿而一变。过去8年来（1973年到1980年）我是从冷甲拿督沙咯中学发掘文学新锐。通过华文学会的活动，壁报的写作培训，时机成熟，便把有文学潜资的学生带进诗社。殷乘风、黄海明、林秋月、凌如浪、叶锦来、欧志仁、志才昆仲、陈月叶（堤边柳）都是这样吸收进来的。1981年我调返金宝任教，发掘人才自然从培元国中的华文学会成员去物色。说起来，谢川成、文倩、张丽琼以及稍后的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在我还未去培元国中教书前，便已加入诗社，因为杨柳早在我之前便在培元任教，川成等人都是她的学生，上过她的华文课。等到我调返培元，更著意发掘“文学资源”：张嫦好、丘云笺、吴缓慕、吴结心、郑月蕾、张允秀、胡丽庄、张芷乐、陈似楼、朱明宋、游以飘、袁钻英、廖牵心、吴想想、张秀瑾、张启帆诸人，名单颇长，蔚然可观，他们是文学的生力军，也是天狼星诗社跨进80年代所吸收进来的新血轮。

1981年实在是十分令人振奋的一年，1980年我们与音乐家陈徽崇联系频仍，筹备把现代诗谱曲制成唱片、卡带。1981年年杪由陈徽崇指挥，百啭合唱团演唱的唱带《惊喜的星光》络告面世。《惊喜的星光》也是天狼星诗社的社歌。一个文学团体居然拥有自己的社歌，我想这是港台新马都罕见的吧！《惊喜的星光》共收入八位诗社成员的十三首作品，唱片有些滞销（那时唱片已不甚流行），卡带却迅速售磬。现代诗谱成曲，公开演唱，还制成卡带广为流传，称得上是马华文坛大胆的创举。

于此同时我发觉诗社的新人程可欣、林若隐、廖牵心、胡丽庄、吴缓慕、吴想想除了能诗能文，音乐素养亦佳，尤以前二者作曲的质与量最为可观。于是我便多方面鼓励她们创作诗曲。虽然她们谱的曲调与陈徽崇的正统艺术歌曲迥异，唯校园民歌式的轻吟短唱，清新自然，不落陈俗，我个人对这种现代诗曲的表现与“受落程度”十分看好。恰巧稍为後进的张嫦好、胡丽庄、张允秀、吴结心等人都非常喜欢唱歌，诗社的活动于是也侵进了音乐的范畴，变得较活泼也较多元化。1982年我以大马华人文化协会语文文学组的名义邀得余光中首趟来马在三春礼堂演讲，我特别嘱咐可欣谱了余先生的<风铃>联同陈徽崇的高足陈强喜等，在演讲会结束时来一个“唱诗娱宾”。限于时间，他们只唱了四首现代诗，看得出来，台下的听众都意犹未尽。这个“印象”（也不知道对不对），使我在当时便暗地里决定日后有机会要搞一个较有规模的“现代诗发表会”。

1981年是一个活动多，颇为丰收的年份。是年六月诗社于邦咯岛庆祝诗人节，并主办文学聚会，会上有张树林讲“谈诗与人生”。十二月在金马仑高原大聚，主办文学研讨会，张树林提论文<文学创作的动机>，谢川成谈的是<一条拔河的绳子：谈温任平散文中的忧患意识>。值得一记的是谢川成于同年十二月荣获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主办的文学评论奖，奖金马币一千元。那年对谢川成而言，我想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因为同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集子《现代诗诠释》（出版总目十八）。诗社同时也出版了徐若洋（即徐若云）等人的合集《爱莲说》以及《诗僧》，雷似痴的诗集《寻菊》。记得我还替在马华现代诗坛备受忽略的雷似痴写了一篇序文<禅机与生机>，把学佛的雷似痴的作品与<孤独国>、<还魂草>的作者周梦蝶作了一些平行比较与分析。

1982年可谓“多事之秋”，这儿的“多事”取其正面的意义也。那年天狼星出版社第二度夺得大马华人文化协会的团体奖，奖金二千元，而且“双喜临门”，树林又荣获是年文协颁发的诗奖一千元。一方面我们忙着筹备余光中来马演讲事宜，那是大马华人文化协会总会语文文学组的活动；一方面我与树林、川成、穿心、锦来、孤秋联同其他霹雳州文化界的二十多位友好在霹州成立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雳分会。分会于八二年三月十四日举行成立典礼，会场的“书展”，展出的全是天狼星诗社的藏书，列为非卖品，供与会者浏览。即使在那么紧凑的事务压力下，诗社于六月诗人节仍如往常那样在金马仑高原主办文学研讨会，由我谈“分段诗试探并举例”，树林讲“马华现代散文的特色与前景”。

诗社的转型大约始于1983年，我于是年与树林、川成、穿心商议，决定在六月的诗人节聚会上完全由诗社新锐在文学研讨会上提呈论文，我们几个“老头子”退居顾问。记得那年林若隐提的论文是<欣赏的起点：谈现代诗的具体表现>，程可欣提的是<马华新生代作者的现代散文风貌>。她们的演说紧张了些，但大体上仍能讲析得有条不紊。我认为评论的训练不仅要能条分缕析，写成文章，还要能在台上侃侃而谈，让听众听得明白。我想程可欣、林若隐的评论根底就是这样逼出来的。八三年七月，我个人受商报/大马作协之邀，担任写作讲习班的讲师，谈“现代诗的欣赏”。

1984年我与诗社同仁决定主办“马华现代文学会议”，以具体的行动来纪念马华现代文学的25周年，天狼星沒有这样的物力、财力、人力，但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州分会有这份能耐，虽然在怡保怡东酒店主办的两天的大型研讨会耗费近1万5千零吉，但大家都认为“此事可行，而且值得去做”。于是我们四出筹款，出版特刊，征求广告；另一方面是为马华现代文学的诗、散文、小说三种文类的作家“点将”，拟出一份名单来，决定邀约60位作家。诗人、散文家、小说家的人数大概都以20人为限，以求均衡，会议除提论文外，还分成三个小组讨论25年来马华现代文学在诗、散文、小说三个范畴内的成绩，每组都有正副组长，总结的工作由组长负责。老实说在节目紧凑、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各组的讨论都难免流于表面，各组组长在匆忙中整理出来的总结也有急就章之嫌。钱花了不少，热闹也夠热闹，对马华现代文学25周年的成果，处境、困扰触及的层面却不夠深入，不无遗憾。就这个意义而言，1980年为了纪念马华现代文学踏入21岁的成年期而汇编出版的《愤怒的回顾》反而要比马华现代文学会议来得有份量，也更重要，下面当专题讨论之。

不过我自己几年前的心愿，要搞一个像样一点的现代诗发表倒是实现了。诗社的歌手可欣、若隐，联同张嫦好、徐一翔、吴结心、朱明宋、张允秀、胡丽庄、吴缓慕与陈微崇的百啭合唱团团员在文学会议过后唱了近20首现代诗曲，唱的人与听的人，台上台下都十分过瘾，1984年的重要事项感觉有谢川成的第二度获得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頒发的文学奖。1981年他拿到的是文学评论奖，1984年他夺得的是诗奖，文学理性与感性的发挥都见到了成果，不仅川成窃喜，我这个启蒙老师也为他雀跃。

前面我提到诗社的转型，让诗社新锐出来主持大局，1983年，程可欣、林若隐二人在评论／演讲方面已渐具大将之风，1985年我与树林、川成等人决定在社务方面完全退下来，由程可欣担任代理社长，林若隐担任代理署理社长，秘书由张嫦好代理，财政由徐一翔来管。我不知道这一步棋走得对不对，但我个人为大马华人文化协会的事而忙，树林与川成又参与青运霹州分会的活动，不久即跻身领导层，我们三人都有分身乏术之感，而且当时我正在筹编四巨册的《马华现代文学选》，计划每册五百页左右，收入现代诗、散文、小说及评论四部份，心已不能旁。我与川成又想出奇招出版一册中英巫三语对照的天狼诗社社员诗作合集（我们两人是瞒著大家进行的），并选在1985年6月6日诗人节出版，准备给大家一个意外的惊喜。现在回想起来，1985年我与树林、川成把诗社交给可欣、若隐、一翔、嫦好“管理”，在布署上可能有欠思虑，因为她们在1985年开始先后进了马大念书，功课的压力，使她们无法顾到诗社颇为繁琐的事务。不过她们这几个人在马大，也是不甘寂寞的，林若隐联络骆耀庭，可欣联系另一位诗社社员林添拱（比她高一届的中文系同学），加上一翔、嫦好与张允秀与当时中文系的文学同好（如林云龙、张玉怀、庄松华、潘碧华、陈全兴、朱旭龙）在马大成立“文友会”，并于八五年筹办第一届“文学双周”，接下来的几年（1986、87年），马大“文学双周”都是“文友会”在推动。而文友会后面的动力来自天狼星成员的“推波助澜”，就这一层意义来看，她们是把现代文学的种子散播到大专学院里，是把现代文学普及化的具体表现。

1985年6月6日，由我策划、谢川成主编的《多变的缪斯》（天狼星文萃5，出版总目22）刚好赶得上在诗人节聚会上出版并分发给大家。这部三语诗集，巫译者潜默、张锦良，英译陈石川，都是学有专长之士。收入的社员包括温任平、张树林、谢川成、蓝启元、孤秋、风客、叶锦来、程可欣、雷似痴、林秋月、徐一翔、林若隐的作品，这部三语诗选有它一定的份量，不仅因为它是天狼星诗社的一个重要突破，而且以三种语文来出版诗选也“可能”（我用“可能”，因为我不太确定）是大马诗坛的创举。

1985年9月还有一件颇为重要的活动，应该记载下来。那就是我个人受槟城中华大会堂之邀前去讲五四的新诗与现代诗，随行的程可欣、林若隐、张嫦好，加上陈辉汉在文学讲座过后的当晚唱她们新谱的歌。这时的可欣、若隐已在念大一，谱曲的功力已非当年谱<初翔>的稚嫩，他们一组四人，分别以独唱、二重唱、合唱的方式唱出方旗的〈江南河〉、瑞安的〈华年〉、方娥真的〈歌扇〉、吴结心的〈神话〉、林若隐自己的〈过客〉以及我的一首小品〈一九八四年注脚〉以及我的另两首较繁复的诗〈格律〉与〈一场雪在我心中下著〉，听众的反应相当好。这是天狼星诗社在北方第一次亮相，并且真个露了一手。那晚与陈应德、傅承得、赖敬文诸人相聚甚欢。接下来的一两年，我便藉此文学渊源，先后邀请陈应德、傅承得前来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州分会主办的文学研讨会演讲。只有赖敬文似乎真的全面淡出文坛，无法邀约得上。

上述的活动固然频仍，文字的事功则以文学选的付梓最重要。《马华当代文学选》的散文、小说部份在1985年先后由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出版面世。我对这部大部头选集的出版，感受颇复杂。一方面是诗部份、评论部份因为文协面对财务困难无法印行，而文学选与我当年的构想也颇多出入。

这部1981年就开始筹编的《马华当代文学选》原来的名称是《马华现代文学选》。我在邀稿信上以及在提呈给文协的计划书上都用“现代”这个词。但当时任文协执行主任的周福泰最后通知我理事会决定把名称从“现代”改为“当代”，使我十分震愕。我原意是要把60年代到70年代末前后20年的马华现代文学作家/作品作一断代汇集，目的是为20年来的马华现代文学保存一份珍贵的成绩或者说文学遗产。可惜事与愿违，我的计划，到头来功亏一篑。理事会还要我在文学选的编委会成员里多邀“中间派”与“写实派”作家各一人，“以求平衡”。“现代”是Modern，现代主义是文学的一种派别或表现方式，有其精神面貌与特色；“当代”是contemporary，完全是一个时间的標志。我权宜轻重，决定函邀资深作家翠园(彭士 )与风格倾向写实主义的马仑(梦平)加入编委阵容。散文仍由张树林编、谢川成、沈穿心分别负责评论与诗部份的编选，马仑则负责编小说部份。由于文学选书名的更动，我特别嘱咐树林、川成、穿心等人选稿得现代、写实两者兼容并蓄，以求名符其实，当然我原来要替马华现代文学(1960－1979年)留下一份实录的构想是无法实践了。这是我平生最大的一件憾事。


（五）衰微时期与新生代的崛起

1986年天狼星诗社又再改组，这次是由谢川成担任社长，由原班人马：可欣、若隐、一翔、嫦好辅佐他。那时川成从马大毕业出来已两年，在安顺苏丹阿都亚兹中学任教。他从该校吸收到一些人才，但我在那年移居怡保，在育才国中任教，地理距离愈来愈远，搞活动已力不从心。1986年徐一翔主编的诗人节纪念特刊如常出版，我们也在金马仑高原有文学聚会，提呈的论文现在已追想不起来了。1987年诗社的活动十分沉寂，1988年川成不甘雌伏，我们再度选择在高原大聚，邀得祝家华、沈钧庭、潜默在文学研讨会上分别提论文，这次提论文者均非诗社成员，乃前所未有之举。可惜这竟是诗社最后的一次文学聚会。

1986年我个人出版《文学﹒教育﹒文化》，收入个人自1978年至1985年10月于不同性质的研讨会上提呈的16篇工作论文。1988年10月谢川成出版他的第二本个人结集《夜观星象》(诗集)。1989年5月天狼星出版社印行了潜默的《焚书记》，“末代社长”谢川成仍企图在具体的书籍出版方面维系诗社的声名于不坠。1989年8月，在近打师训学院任讲师的川成鼓励他的学生谢双发出版诗集《江山改》；1989年11月我离开怡保远赴首都找寻生计，“为稻粱谋”，不再过问诗社事务。天狼星诗社从绿洲的萌芽，到1973年的正式成立，在“风雨飘摇的路”(这恰好是我的第一本书的书名)上颠簸行走了17个年头，終于宣告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停止活动，“结束所有营运”。撰写此文，走笔至此，不禁泫然而泪下。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原来是有其至理的。

诗社散布于各地，各个不同工作岗位的前诗社同仁，只能用“各有造化”形容之。1987年若隐、可欣、嫦好、陈强华联同刚从台湾留学归国的林金城(他不是诗社成员)组成了“激荡工作坊”，从事谱曲，也作了好几场受人瞩目的演唱。林添拱则担任三家杂志的出版人，川草是杂志总编辑，陈美芬、蓝薇、冬竹、沈穿心、绿沙、凌如浪都服务于杂志社与报界。诗社的最后一位社员陈钟铭曾于不同年度先后获得大专文学奖的散文主奖与诗奖(也是主奖)，而诗社年轻一代的新血游以飘则曾囊括大专文学奖的散文、小说、诗三个项目的主奖，这个表现称得上殊胜了吧！李瑞腾教授认为七字辈的文学新人当中，游以飘的表现最是突出。事实上游以飘也不负众人之期望，夺得了由星洲日报主办的第三届（1995年）花踪文学奖的诗奖(主奖)，奖金五千元，第四届（1997年）的花踪诗奖，他又再度夺得主奖，这段资料是校稿时加上去的。特别要一记的是第二届花踪文学奖诗奖主奖得奖人也是诗社社员，她就是林若隐。1997年的今天，谢川成，程可欣都已经是文学硕士，都任职于教育界，若隐也在教书，目前正在写著硕士论文，照我看，她的硕士学位考到之后便是她东山再起之时，在教育界服务的前社员，据我所知，还有淡灵、桑灵子、蓝雨亭、林秋月，蓝启元还是校长呢！黄昏星、周清啸服务于文教机构，前者还以李宗舜之名重新驰骋于大马现代诗坛，殷建波则写着他的现代小说。在这个阶段，我无法估计这些“渗透”（我想不到更好的字眼）或分布在各行各业的前诗社社员会发挥怎样的作用。文学虽不一定是经国之大业，却一定是不朽之盛事，通过这些分布于各地的社友的影响，会潜移默化出怎样的文学新生代来，那是要假以时日才能看到眉目的。不过80年代，尤其是90年整个大马文坛的“文学生态”已与70年代不同，60年代的现代文学荜路蓝褸，处境颇苦，除了《蕉风》、《学报》几乎找不到什么园地可以发表他们的作品，偶在报章文艺副刊出现都带些点缀意味，非“主流文学”。7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期，充滿了矛盾、疑惑、不安。“现实”，“现代”两派的关系，一言以蔽之是“口和心不和”，经常勾心斗角，不仅报章副刊仍不时刊出攻击现代文学的文字（70年代大事记曾多次记下诗社成员参与文学论争，且一辩数月的事，今天来看，实在不可思议，我个人也曾多次成为攻击，批评的对象）。即使在情况较改善的70年代，现代文学作者与在大学任教的学者对现代文学的看法也人言言殊，从《愤怒的回顾》的十人访谈／笔谈里，大家不难窥见这种不协调的现象。


（六）《愤怒的回顾》：有人乐观，有人悲观

《愤怒的回顾》这部书由蓝启元、谢川成联合主编，书名特别注明「马华现代文学运动21周年纪念专册」这副题，封底用英文写上This book is published to commemorate the 21st anniversary of the Malaysian Modern Literary Movement。专册收入论文6篇，包括我本人的<马华现代文学的几个重要阶段>及<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与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张树林的<马华现代文学三重镇>，蓝启元的<马华现代文学新生代作者的困扰>，沈穿心的<马华现代诗的中心主题试探>，谢川成的<以宋子衡、菊凡为例，略论马华现代短篇小说的题材与表现>，不仅从历史的角度谈马华现代文学，也探讨现代诗，现代散文，现代小说这三个重要文类的表现，以及现代文学新锐所面对的难题，天狼星诗社关心的不只是现代诗，也关注现代文学的整体表现，包括现代散文，现代小说的成果。

这部册子也访问了马华文学的十位知名人士，包括作家、诗人、教授学者、文史家、报章文艺副刊编辑人，他们是姚拓、钟夏田、王润华、吴天才、郑良树、杨升桥、陈徽崇、叶啸、李锦宗、宋子衡。访问以面谈/笔谈的方式进行，提出的问题包括：

1. 1979年是马华现代文学萌芽以来的第二十个周年，您是否赞同二十年来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已取得一定的成就？

2. 你认为二十年来的马华现代文学，以哪一种文类的创作最丰收？原因何在？

3. 对于马华现代文学的创作与取材方面，您有何意见？

4. 在您所接触到的马华现代文学作品当中，您认为马华现代文学的优点和缺点在哪里？

5. 无可否认的，在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过不少的阻碍与抗力，您认为这些阻碍与抗力的症结何在？

6. 在可预见的将来，从事现代文学创作之作者，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去克服上述症结或难题？

7. 我们时常可以听到“文学大众化”的呼声，就当前现代文学的趋向来看，您对这问题持何见解？

8. 依您看，马华现代文学的前景如何？
　　
我们得到的答案相当分歧，即使针对第一个问题，小说家宋子衡的答复是：“我不能讲美丽的谎言，如果说马华现代文学已有了一定的成就，那只不过是自我安慰。”《文艺读者》主编和当时担任作协副主席的钟夏田的意见是：“我不认为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起一些现代文学兴盛的国家，例如台湾，我们的作者显得仍不够成熟。”在马大任教的吴天才副教授的观察是“由于作者多年来的辛勤耕耘，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就作品而言，各种文集的数量自是客观；在质方面，也有很大的突破，这都是令人欣喜的！”而吴天才的乐观与杂志主编叶啸的悲观刚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叶啸认为“当我们回看马华现代文学二十年来的‘量’与‘质’的时候，我们却无法拿出具体的成绩来！这一点，是教人失望的。……我们还没有一部像样的文学大系或选集”。专事搜集文学史料的李锦宗却谨慎地判断：“已经取得一些成就。只是大家回顾马华文学的发展过程，我们不能够否定现代文学的存在。”

这种意见的歧异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反映出了马华现代文学70年代根基仍不够稳定，它的映像介乎清晰与模糊的灰色地带，所以才会出现上述人言言殊，见仁见智的现象。

就马华现代文学所面对的抗力与症结所在，大家的意见则较为接近，马大的郑良树副教授的观察是“现代文学在马华文坛扎根的初期，本地的刊物（如蕉风月刊）曾大量刊载外国作者（尤其是台湾作者）的诗文，这有点像是凭空杀出的奇兵，很令一些年轻的作者兴奋，而视其为模仿的对象。但在同一时间，保守派的作者却视其为异端，指其为舶来品，而不是本地的文学传统。于是，马华现代文学有它的倡导者、追随者，却也有排挤它的人。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为止，我们还不时听到、看到两者之间的纷争。”钟夏田认为马华现代文学受到的阻力与抗拒，原因是“就客观而言，是在思想意识和现实主义者有所冲突：就主观而言，现代主义者的气焰，是令人反感的一个主要因素。”叶啸的看法是阻碍与压力“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在马华文坛享有传统地位的写实派，由于写实派的作者深受五四文学的影响，对于一些表现手法较新，曲折深蕴的写作技巧难以接受，故加以排斥和抨击，更多是以敌视的眼光加以谩骂，很少有中肯的批评与善意的建议，因此造成了现代文学和写实派形成了对峙之势。”吴天才则指出“马华现代文学有今天的成果可谓历尽艰辛。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阻碍与抗力，据我看，最主要的是派系之争。现代文学在大马植根的初期，新技巧新手法的运用，颇引起一些前辈作家的非议，及至后来双方成见加深，更是水火不相容。这种对峙的局面，造成现代文学本身的发展屡遭逆境。从当时文艺园地几乎全受垄断的情形，就可以看出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多么困难。”

这几段谈话里面有几个重点，一是大马的现代文学引自外国作家，尤其是台湾作家的诗文，管道是《蕉风》。现代文学在草创阶段，文艺园地几乎被现实派所垄断，现代文艺几乎没有什么园地可以发表作品（除了《蕉风》），我想吴天才指的是60年代当时的“文学生态”。写实派一向来享有传统的主流地位，不能接受新手法，新技巧的现代文学表现，因此加以排斥，于是便演变成对峙之势的意气之争，这点观察叶啸与吴天才几乎一致，想来也是事实。钟夏田则隐约地提到了“现实”与“现代”后面的思想意识冲突，还有现代主义作者的气焰“令人反感”。我想当年的天狼星诗社的行事作风，拥护它的人大概会觉得它充满生机，“创作神话”（赖瑞和语）；不过诗社扩张过速，总难免令人有些侧目。包括扬升柳，我本人在内的现代文学作者在70年代的一些言论也可能不太中听，甚至使人反感。不过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白头宫女话当年，大家是平心静气地去回顾、检视过去，重提往事绝无揭开旧疮疤让大家再来疼一次的意思。

至于马华现代文学的前景会如何，小说家姚拓认为“有赖于新一代作者的耕耘，有了踏实的创作，才可看见前景的曙光。”音乐家陈徽崇的看法是“肯定有的，路走对了，哪怕不到目的地。”李锦宗观察到的是“最近已有痕迹显示，一些作者在取材与表达方面，都有某种程度的改变和突破。他们尝试以最浅白的文字，写出内涵最深刻的作品，同时内容开始弥漫着人间烟火。就此迹象而言，马华现代文学的前景，是令人感到乐观的。”文学评论家的杨升桥则从具体的例证作出推断“尽管诸多阻碍与误解，马华现代文学终将取得主流地位。这很明显地可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看得出来。翻开该大系，阅读到诗部分，越是后期就越多形式、实质均有现代精神的现代诗”。郑良树是“寄予厚望……但并不乐观。”吴天才则比较肯定：“我预期它的未来更有表现”。钟夏田是有条件的乐观：“若能不落窠臼，善用本身长处，超越前辈境界，前景自然豁然开朗。”陈徽崇则“希望马华现代文学能出现大气魄的作品使其影响深且广。”扬升柳提醒马华现代文学作者不要丧失可贵的“独立性”和“民族性”。宋子衡是最悲观的了，他说“现代文学在没有足够营养的条件下寻求生存。”

其实有关马华现代文学前景的估测，大家意见纷纭，莫哀一是，与问卷第一项“现代文学是否已取得一定的成就”是首尾相关的。在70年代，马华现代文学阻力不少，迈入80年代的发展会如何实在不易估衡。在90年代的今天，大家可能会对我们当年的迷茫、不安觉得奇怪：历史真的是充满吊诡的。大马作协在1977年筹组时，我曾在是年8月与杨柳、蓝启元、杨升桥、郑菁兰前去首都与游川、叶啸、川谷、潘友来、川草、梁纪元、张瑞星、周唤、张宇川等在建国日报总社会议室（除了川草，其他文友均非诗社成员），商讨作协成立之后现代文学的处境与应付之策，这种过敏反应，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文学作者群当时的危机意识，有谁想到80年代的思想意识之争会逐渐淡化，进入90年代的今天，“现实”与“现代”几乎熔冶于一炉，共存共荣？我在《马华当代文学选》的总序中曾写过一段这样的文字，或可作为90年代马华文学的写照：

“由于这两股文学思潮的相激相荡，有竞争才有进步，对双方面作品素质的提高倒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在彼此企图说服或驳倒对方的过程中，现实主义的作者群意识到加强文学技巧的需切，以减轻来自彼方的诘疑；现代主义的作者群也努力在思想主题方面从个人走向社会，以消弭来自对手的责难。这么一来，双方面都在不同的文学考虑下改善了自己”（注三）




（七）强人式领导：文学直销

天狼星诗社作为一个同仁团体，其组织颇严密，活动颇“军事化”。其实军事化是守纪律、守时，“服从”训练之意。因为我个人比诗社其他同仁年长许多，瑞安还在诗社那段时期，他与他同窗好友黄昏星、周清啸、蓝启元诸人都比我小十岁，后进一些的树林则小我十二岁，川成比我小十四岁，可欣、若隐、一翔诸人比我年轻二十载，游以飘大概比我小二十六岁，加上他们都是我直接或间接的学生，都称我为“老师”，所以在诗社我便形成“马首是瞻”的一个人物，说来也真惭愧。这种“强人式的领导”，使我为诗社策划的一些活动能“一以贯之”，弱点是一般诗社成员年纪都轻，没有事业基础，更谈不上任何经济基础，所以在推广诗社的各项活动经常都会面对各种阻力。很多问题都得由我加上已经出来做事的树林等人承担。我又有一恶习，几乎去到每一间学校教书都会“自动自发”去发掘人才，而学生家长认为“写作会影响子女的功课”，所以我曾面对过诘难，十多年来实在数不胜数。

“天狼星”作为一个同仁团体，好处是社友彼此互为激荡，互相鼓舞，大家的创作热忱不易衰歇、怠慢下来。不过写作毕竟是一件十分个人的事，有些文学潜质优异的社员像何棨良、许友彬、林漓、李木真（还有其他的，无法一一枚举），性情气质可能倾向独来独往，不太能适应天狼星诗社的气候，逗留了一、两年后便离去。当何棨良赞赏蓝薇、冬竹、飘云、林秋月为未来的Emily Dickinson的时候，那是在1978年，那时他已离开诗社好几年了，所以上述赞赏应该不是“自己人捧自己人”的场面话。而诗社严酷的文学训练，包括限时创作，通宵不眠参与文学讨论、辩论这样的活动，也许太过于严苛，已经拿到M.B.B.S，挂牌行医的陈质采便曾埋怨过这种训练“相当不人道”，可能有不少社员与她有同感。但在马大中文系任教的何国忠有一次在我召集的一项校园文学讨论会上和我说，他自己在中学时代十分向往“天狼星”，很想加入诗社，只是一直没有助缘促成此事，他对诗社严格的文学训练反而流露出孺慕之情。无论如何，我想我那些年一定是被某种obsession或者是某种业力（karma）的牵引，在文学上把自己和他人都逼得那么厉害。至于这样做的是非功过我当然是无法自我评估的。

有一点我应该要在这儿特别指出的是，诗社的所有活动都不曾与政治挂钩，事实上我在《天狼星诗选》前面那篇序里已说得很清楚，文学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不能为政治服务，而这种立场或原则也正是70年代以迄80年代上半叶诗社被人抨击为“不食人间烟火”、“吟风弄月”、“搞的都是与社会无关的纯文学”的主因。

诗社能从1973年撑到1989年，或者从温瑞安的“绿洲”时期算起，从1976年支持到1989年，称得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我们在没有经济外援，国内文坛又不太接受我们这群异端的情况下“打拼”了这许多年，靠的是年轻人的激情与理想的力量。我去到每间中学都在做“文学直销”（如果当年我做的是其他产品的直销，今天可能是“直销之神”了，—笑），即使调去怡保育才国中的1986年，我对诗已有些意兴阑珊，但我仍栽培一批文学新血出版《傲雪》期刊（共出版十六期）。1989年诗社结束，我在吉隆坡尊孔国中也发掘了十多位写作新人，搞壁报，不断借书给学生们阅读和鼓励他们写作，只差一件事没做，我不再招揽这些新人进“天狼星”了。至于怡保育才国中和尊孔国中的文学新血，在我离开教育界后，他们的文学探索是不是还持续下去则不得而知。1997年的今天，在这冷飕飕的会议室里论析“天狼星诗社”真的有点检视/剖验一个文化遗体的意味，写到这里，只能用弘一法师的“悲欣交集”来形容我的心情。我想我就用这句话结束我今天的谈话吧。



附注

1. 资料引《愤怒的回顾》（天狼星出版社。1980）附录部分页133至页145。
2. 同上，页143至页152。
3. 摘自《马华当代文学选》总序（大马华人文化协会。1985）页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