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6日星期三

資本主義、戰時共產主義與當代中國

資本主義、戰時共產主義與當代中國

溫任平

在《靜中聽雷》寫過兩篇關於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的短文:一為〈美國心靈〉,二為〈資本主義的善與惡──兼談巴菲特與比爾蓋茨〉,兩篇文章都以美國為背景。然則在新教闕如、其他宗教盛行的國家,資本主義如何衍生成長?沒有新教倫理把工作視為上帝賦予人的天職以及節儉禁欲,歐洲及世界各地的資本主義憑藉甚麼力量萌長茁壯?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提過“資本家時代”(Capitalist Era),在其巨著《資本論》提及“資本體制所憑藉之根本”(Kapitalischer Grandlage),但他沒用過德文的Kapitalismus。後人揣測語義把“資本體制所憑藉之根本”譯為“資本主義”。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也沒用過這個詞,這個詞是在1850年前後由法國學者發明的。韋伯(Max Weber)引用巴斯特(Richard Baxter)與富蘭克林的言論指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關係,甚具創見,但他認為儒家倫理妨礙了資本主義的萌長就未免失實。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英法信奉天主教,而非新教(基督教),資本主義照樣可以發展。意大利,尤其是威尼斯是資本主義最早衍生、成熟的國家城市。馬克思在《資本論》書中指出資本累積的路線圖,從威尼斯到荷蘭再蔓延到英國與北美。意大利、荷蘭、英法諸國無新教倫理的相輔相成,資本主義一樣可以發展。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深惡痛絕,是因為他目睹早期資本累積的方式是販賣奴隸、剝削勞工、掠奪佔領,荷蘭曾為佔據某島嶼而殺光島上的所有居民。克拉克(George Clark)即曾指出:資本主義後期的進步性實奠基於它前期的野蠻性。

究其實,資本主義不僅是一種意識形態,更是一種管理方式。從封建體制發展到以商業條例為原則的管制,這牽涉社會結構甚至人民生活形態的巨變。亞當史密斯曾在著作中論及“農業系統”(System Of Agriculture)與“商業系統”(System Of Commerce)之重大差異,預告了資本主義的到來。資本主義的商業活動必須容許商品與勞動力能自由流動,買賣公平為雙方所接受。制定商業條例使信用契約得以恪守,除此之外,還須有通訊、銀行、保險、核算稽查整個架構支撐。貨幣政策必須健全,商品價格與僱聘待遇不能朝令夕改。國家必須制定一套法律條文以保護私人財產擁有權、投資者與消費人、批發商與零售個體戶、僱主與員工兩造的權益。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似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如無商業條例、法律規範,則人人都會不擇手段牟利,強盜型資本主義(跨國大企業的壟斷與鯨吞)、罪犯式資本主義(黑心貨的製造與銷售),將無法遏制。

一個國家/社會如果只有口頭承諾的信用而無法律明文保障,資本主義無從誕生。沒有銀行,讓業者可以借貸融資,亦無所謂資本主義。當然,任何國家如無數目管理,核算混亂無序,亦不可能有資本主義。以英國為例,該國在1694年成立了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是年開始英國發行公債,准許信用借貸,我們可以把那一年視為大英帝國資本主義肇始的一年,在這前後國會通過與自由貿易有關的法案是為資本主義奠基鋪路。

明乎此,則上世紀中國的國共之爭,究其實是兩股政治勢力的爭奪戰,而非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意識型態孰優孰劣的角力。由於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有蘇聯撐腰,國民黨這方面得到美國的援助,這場代理人之戰極易被誤讀成意識型態之爭。國民黨不能代表資本主義。民國初年以迄抗日期間。胡適的觀察是:中國仍處於中世紀,內憂外患,戰禍連綿,民生疲憊不堪,資源嚴重匱缺。蔣介石雖力圖整頓改革:成立現代政府,改善管理制度,組織技術官僚,統一軍令與徵兵法,設立法幣成立銀行,制定賦稅法,革新教育制度軍事體系,力圖把中國現代化,唯社會缺乏穩定的政治社會條件扶持,成效十分有限。國民黨內部高官爭權奪利,中下層幹部敷衍塞責,號令不行,外部則須長期面對共產黨軍事力量的挑戰,武裝衝突頻仍,蔣介石當時的處境實在比宋朝的王安石更艱苦。如此惡劣窳敗的環境,又怎麼會有空間讓正常的市場經濟可以運作,資本主義可以茁壯?

經典馬克思主義者,從祖師爺馬克思到伯恩斯坦(Bernstein),都把經濟視為社會之根本。個人勤奮工作,卻得不到利益,個體利益被國家集體利益這巨獸吃掉,自然無從激發個體的積極性,這也正是計劃經濟,大小國營企業效率奇差,人民生活素質低劣的原因。鄧小平了解社會要富裕,人民必須加強生產力。私營資本賺到的錢,除了納稅便是自己的,經濟效率自然提高。面對市場競爭,生產方式得改善,成本得減輕,業者的積極性自然就發揮出來。

毛澤東把“商”困在全民所有制底下,把“工”定位成廉價勞動力與批斗敵人的人肉工具,這在“戰時共產主義”(Wartime Communism)階段可以理解。但戰爭對任何社會國家都非常態,和平才是常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結束了自1949年以迄 1979年的戰時共產主義,唯延至1985年中共軍委會擴大會議,始正式宣佈國家取消準備隨時作戰的緊急狀態,進入和平時期。80年代中國的自由經濟自由市場便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情況下初塑規模。中國走向現代化、農業機械化,工業與科技質量大幅提升。鄧小平把人民解放軍“精英化”成300萬的部隊,江朱體系大抵上完成解散國企的複雜工程,並頂住下崗的沉重壓力。胡溫則繼江朱之後引入現代的管理制度、生產程序並加強法治,這是中國戰後共產主義的情況。俄國在經過耶爾欣的改革陣痛後,於普汀的領導下也在作類似的蛻變。中俄兩國面積太大,難免出現“省域山頭制”(provincial oligarchies),腐化貪瀆的情況非常嚴重,法律的釐訂與執行,也就是立法與司法,成了兩國當務之急。朝鮮仍走個人崇拜、中央集權的老路,依循戰時共產主義模式,才會造成飢荒連年,民生如此凋弊。

中俄目前的共產主義,已有名無實,實際的運作形態是社會主義加資本主義,有些行政措施接近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第三條路線。就中國的情況而論,鄉村、縣市已允許人民票選,“有限民主”開始萌芽。中國地大人多,民初中國人口4億,袁世凱搞議會民主面對杯葛註冊的政黨多達300餘個。今日中國人口13億,如允許多黨制,逐鹿中原的政黨搞不好可能有兩、三萬個,那會天下大亂。當前中國走的修正主義,於穩定中求發展,是民主過渡期別無其他辦法的辦法。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24/0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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