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文学扎根工程——天狼星诗社的角色扮演

1980年代的文学扎根工程——天狼星诗社的角色扮演

温任平

1980年， 是天狼星诗社挥别1970年代的第一年，论者每每认为诗社的力量肇端于1970年代初，到了1979年11月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把第二届文学奖的团体奖（马币两千元）颁给天狼星，诗社从发轫到绚烂，整个周期便算完成。其实这是“想当然耳”的臆测之词。

史迹斑斑，文献可征。1980年代3月我与蓝启元、谢川成编的《愤怒的回顾：马华现代文学21周年纪念专册》，以二十一岁为成年人的视角审视现代文学在诗、散文、小说三方面的成绩。我们也以面谈与笔谈的方式访问了姚拓、钟夏田、王润华、郑良树、吴天才、李锦宗、杨升桥、陈徽崇、叶啸、宋子衡等十位文教界人士，由他们发表对现代文学的意见或看法。

1981年年秒，天狼星与陈徽崇领导的“百啭合唱团”把现代诗谱曲制成唱片卡带，我撰写的<惊喜的星光>成了诗社社歌。一个文学团体有自己的社歌，这是组织强化，艺术探索多元化的明显趋势。程可欣、林若隐、廖牵心、胡丽庄、吴缓慕后来也为社友的诗作谱曲，格调走的是校园民歌的路数，与徽崇兄的艺术歌曲不同，唯现代诗的可诵可唱，确乎有助于诗的传播与感染。1982年，我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语言文教组主任的名义，邀请台湾的余光中来马在三春礼堂演讲，演讲过后的特别节目，是男高音陈强喜唱张树林的诗《记忆的树》，陈可欣姐妹以吉他伴奏吟唱余光中的名作《风铃》。当时在场的文协听觉艺术组主任声乐家邱淑明，亲口向我表示，她相当喜欢这种别开生面的诗的发表方式。

资源互补的结果

我之所以加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并于1982年3月成立霹雳州分会担任主席，由谢玉麟校长担任副主席，正副秘书由张树林、谢川成领衔，因为年近四十的我，逐渐看出诗社的结构性缺憾。诗社成员大多是学生，经济能力太弱，作为一个文学团体，它可以发展拓宽的空间已臻极限，天狼星要能突破，非把力量注入另一个规模庞大、人力物力充沛的社团不可。但我无意解散诗社，反而借助文协、天狼星两方面的资源互补把一些活动办得更有声有色。1981年谢川成荣获文协总会颁发的文学评论奖，1982年天狼星第二度夺得文协总会颁发的团体奖，同年张树林获得文协总会的诗奖，1984年谢川成又获文协总会诗奖，如果“作品本身是最雄辩的”，那么1980年代上半叶的诗社成员确乎以他们的作品，证明他们的诗艺表现不俗。

上文谈1970年代的文学行动主义，特别凸出诗社编纂的两部诗选，一为出版于1974年的《大马诗选》，一为1979年的《天狼星诗选》，我忘了提1978年出版的《大马新锐诗选》（张树林主编）。新锐诗选的纂编作用有二，一是填补《大马诗选》的可能遗漏，像年纪比我大、出道比我早的漠北羊便是一例。而且从1974到1978年的五载，正足以构成诗的新一代，像林燕何、沙禽、张锦忠、郑玉礼、何棨良、林秋月、冬竹、蓝薇、郑荣香、沈穿心、谢川成、陈明发……等二十三位诗人必须要有另一部诗选容纳他们。

张锦忠于<典律与马华文学论述>提到：“散播现代主义理念的文化人，尽管心存典律焦虑，在典律建构方面的努力，显然不够全面。”（见《马华文学的新解读》页232，留台联总，1999），他的判断说中了一些事实：首先是《大马诗选》与《大马新锐诗选》收入五十家诗，唯基于各种因素，白垚、叶曼沙、何乃健、陈正欣、黄远雄等五家诗始终未能一网包罗，这是一大遗憾。其二是在我担任文协语言文学组主任期间，虽然竭尽所能希望能编出一套四册的《马华现代文学选》，唯是项计划先受阻于文协理事会，我被指示把书名《马华现代文学选》改为《马华当代文学选》。一字之别，编撰选稿的方针却不得不修正。1984年、1985年文协先后出版了文选的小说与散文部分，却因经费支绌无法出齐选集的诗及文学评论部分，成了张锦忠所指陈的“未竟之功”的佐证。

校园文学风行十载

遗憾的不仅是这些，1984年是马华现代文学运动的二十五周年，文协霹州分会在怡东大酒店召开<第一届全国现代文学会议>，分诗、散文、小说三组，邀得六十位作家参与其事，为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的成绩与未来发展作出估衡，勾划版图。可惜两天的会议各组整理出来的报告都是急就章，无法像《愤怒的回顾》那样可以纂编成书作为文献。选集的编纂与会议的举办都是现代文学的扎根工程，成果都不够理想。

文学会议沦为“表面风光”之后，我们嗣后在邦咯岛、安顺、金马仑等地举行的文学聚会，便不再邀部长开幕，而强调会议的内容实质，并邀得文学界的友好包括永乐多斯、陈应德、傅承得、祝家华、沈钧庭、潜默等助阵，提呈论文，发表演说。这个阶段的诗社新一代成员包括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张嫦好、张允秀、郑月蕾、张芷乐、游以飘、吴缓慕、袁钻英、丘云笺、陈钟铭、廖牵心……等二十余人，他们陆续在国内报章文艺副刊发表作品，文学的须伸向四方。

在社会网络的联系上，树林的能力远比我强，我带进来的大多是我的学生，树林则广结善缘，把蓝薇、冬竹、飘云、川草、许友彬、绿沙、朝旭、风客、千帆、亦笔、李木真、蓝雨亭、林添拱、叶河、叶瓦、桑灵子、雷似痴、陈强华、黄英俊、淡灵、弋湘月等人都引介入天狼星。文学扎根的根有多深，殊难衡测。上述社员（前社员）今日是四十岁上下的少壮派，分布于各行各业，当中以服务于教育界与媒体者人数最多。

较易衡量或评估的是1985年添拱、可欣、若隐、一翔、允秀、嫦好等先后进入马大深造，与马大一群朋友包括骆耀庭、陈全兴、潘碧华、庄松华、林云龙等的文学因缘。他们联手成立了“马大文友会”，1985年成功举办了第一届的“文学双周”，后来这项节目还成了中文系的常年活动之一。从文学扎根到文学深造，若隐、嫦好等六人的努力，功不可没。文友会的成立掀起校园文学之风，从1980年代中叶的初绽一直延续到1995年才出现力弱退潮的现象。校园作家出了数十本书，有些是大专文学奖的佳作合集。

谢川成的努力重点在穿针引线，联系陈石川、潜默、张锦良进行《多面的缪斯》的中巫英三语翻译，并在1985年6月6日诗人节推出。这部三语诗选可谓马华文坛的创举，川成是以另一种方式为马华现代文学扎根，经营筹划过程艰苦，希望这部三语诗集能在国内文坛引起他族人士的注意。

1988年川成出版诗集《夜观星象》，1989年5月潜默出版诗《焚书记》，同年8月川成的学生谢双发自资印行《江山改》，唯1989年11月杪我远赴吉隆坡尊孔国中教书，诗社力量终于星散。

诗社的式微，除了社员就业，兴趣转移、婚嫁诸问题外，我想1980年代中叶我不再担任《中外文学》的顾问（我于1974年被委为该刊东南亚编辑顾问，从1974年到1985年一直获得台大外文系的赠书），使我突然与台湾文学思潮脱节是一肇因。中国的顾城、海子、杨炼……我那时还未能习惯汉语的另一种感性表达。我向社员介绍杨泽、罗智成，而没能看出“蔷薇学派”与“鬼雨书院”的局限。1988年台湾解严，文学变天，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论述等都与我擦肩而过。当我再不能把陌生诗学和前卫美学携给年轻的一代，我的社员离我而去，我自己则舍弃了文学。1988年到1992年我留意的是社会趋势，在报章写“特约评论”，表面声势仍“显赫”（一笑），事实上是自己的文学细胞已濒死亡，我的文学复苏是1997年后的是。


2003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