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文学与现代性》研讨会（9.7.2005-10.7.2005）总结陈词

《马华文学与现代性》研讨会（9.7.2005-10.7.2005）总结陈词

温任平

（一）
《马华文学与现代性》研讨会于2005年7月9日、10日召开，两天内共有14位学者提呈论文，加上何乃健先生的专题演讲，研讨会结束的四人文学座谈，时间可谓十分紧凑。是届研讨会除了宣读论文，主办当局还安排每一场演讲都特约专人负责讲评，提出或正或反或补充的意见，就我所知，这样的安排在国内还属破题儿第一遭。

对于提呈论文的学者与评论家，这种安排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大家下笔都务求言必有据，据必可稽，无懈可击。另一方面，讲评人必须事前细读本文，找出文章的优点或暇疵，以免珠宝当前，自己却尴尬地失语，由于论文提呈者与讲评人实力旗鼓相当，这就形成一种良性的知识互动。这次研讨会过后，日后国内举办此类研讨会，很可能会参照这种讲评或特约讨论的模式。

（二）

研讨会的主题为“马华文学与现代性”，这儿有两个重点：一是马华文学，二是现代性。前者不必阐释，后者则需稍加说明。“现代性”(modernity)并非“现代主义”(modernism)的同义词，虽然现代性里头涵盖了现代主义，而现代主义可以说不能没有现代性这股动力。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可以追溯到晚清，甲午战败的中国政治窳败腐化，乃有严复的提倡新小说，梁启超甚至认为“欲兴一国之民，不可不兴一国之小说。”《二十年目睹的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社会谴责小说，梁启超未写完的《新中国未来记》的政治幻想小说都在针砭时弊，批判传统。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是追求现代性的另一波，陈独秀激烈的文学革命论主张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攻击的目标是散文的桐城派、文选派和以旧诗酬唱的江西诗派。鲁迅的《野草》、《狂人日记》、《阿Q正传》充分流露现代性焦虑。夏志清曾撰文指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普遍洋溢着感时忧国的精神。晚清以降，不管是现实主义、左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城市化但作风超现实主义的新感觉派，源自法国繁富难解的象征主义，以迄现代主义与继之而起的后现代主义，都是挑战传统，企图推陈出新的各种现代性实验。

本届研讨会至少有5篇论文涉及现代性这概念。许文荣指出现代性不仅具有文学技巧的含义，而且把现代性理解为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认知感有欠周延。用许文荣的话：“现代性还包括现代主义、现代生活及对现代化/工业化的反思和批判。”许维贤解读蔡明亮的身体叙事，认为后者是以电影画面的定格留住一些记忆和声音，抵抗一种“稍纵即逝”的现代性时间，而现代性是一种时间线性不可逆转的历史性时间框架。许维贤的现代性析义与许文荣的焦点不同。他认为蔡明亮要把握和留住的可能是稍纵即逝的“当下”，“眼前”或“现在性（presentness）”。

黄锦树在论文中提到在马来亚建国之前，中国南来的文人，他们把“文学作为启蒙教育、反殖反帝、阶级斗争的武器。”黄锦树认为这些作品，不谙迂回的暗示，直白的指涉使他们流于肤浅粗糙，但黄锦树并没有否定这些作品追寻现代性的努力。

张锦忠的论文首段即指出19世纪西方列强掠夺弱国资源，但同时亦为殖民地携来了西方的现代性这个事实。早年南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新马建立境外的旧文学传统，这传统提供了文学养成的温床，吊诡的是，这个旧文学传统后来却成了新马两地新文学革新、颠覆的对象。

庄华兴以活跃于30年代末以迄50年代杪的马共党员金枝芒为例，详析了作家如何通过文学宣扬以贯彻其斗争理念。金枝芒（即乳婴）曾挑起“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他的小说抗英反殖是另一种现代性的拓展。要之，现代性腹笥极大，左派右派（为了方便论述只能用这么笼统的称谓）作家都在寻求思想的出路，企图奠立新的文学典范，影响一时一地的文学趣味。有些作家成功了，更多的是力有未逮的失败者，即使作品写坏了，仍属马华文学创伤（伤痛）现代性经验的一部分 。

（三）
马华文学的现代主义蔚然成为一种文学运动，大约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事，那时新马两地尚未分家。新加坡的牧羚奴于1968年出版诗集《巨人》，马来亚的张尘因的《言筌集》于1977年付梓。《言筌集》虽然稍晚印行，但里头收录的49首诗，其中逾半完成于1958年以迄1965年期间。诗人/作家对自身的艺术开创行为无法立论，此点保罗·德曼（Paul de man）在他的《不见与洞见》(Blindness and Insight)的文章里曾经论及。诗人/作家往往写了一些自己也感到不解或震骇的作品，要等到日后有识之士给予评鉴始能凸显其价值。

黄琦旺恰好是这匹千里马的伯乐，她以新批评的手术刀剖析《巨人》与《言筌集》，从隐喻、歧义、反讽、语境、张力、戏剧性、矛盾语言、言外之意、旁敲侧击（indirectness）、局部字质到整体结构详析了这两部诗集。黄琦旺对源自耶鲁学派结构主义的新批评了如指掌，把作品的内涵与外延衍义都一一点出。马华文学评论向来贫瘠荒芜，七十年代新批评能够勃兴，主要是靠一小撮人向台湾取经并且阅读参照新批评的英文原著始能打开局面。黄琦旺戏称新批评是“一家落伍了的批评公司”，但是作者运用新批评游刃有余，辅以原型批评，语言学与符号学知识，分析作品头头是道。现代主义作品重精粹性与浓缩性，但要把它们阐发出来真是谈何容易，黄琦旺的苦读细品由此成果，使人觉得新批评仍有可为，仍有可供扩展的空间。

另一篇长论是张光达论七字辈诗人的后现代/消费美学。 七字辈诗人都是诞生于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的新生代，张光达胪列了九位年轻诗人，从73年诞生的林健文到79年面世的许世强，探讨彼等与作品中流露的都市性、感官欲望、商品消费等后现代特征。全球化、数码化、电脑化时代的莅临改变了当代人的生活节奏与内容。面对高楼大厦与泛滥成灾的资讯影像等文明乱象，后现代诗人采取了与现代诗人不同的书写策略，他们或戏戏谑或调侃或讽刺或质疑，就是拒绝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断然的排拒与谴责。

在讨论后现代诗的同时，张光达不忘以现代主义作为参照比较两者面对相同的题材，态度与回应的殊异。这涉及主体性的问题，诗不仅具有审美的意义，也是存在价值的揭示。李欧塔(J.F.Lyotard)嘗谓现代性在本质上不断孕育着它的后现代性，后现代性虽说不断消解现代的主体性（存在价值取舍相异），但它仍是现代性整体的一部分。李海尔（McHale）的看法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非一个不可逆转、单向开放的过渡与门槛。”，指陈了两者互斥互动的可能。

（四）

林春美与钟怡雯两人的学术聚焦都在散文。马华文学评论一向以诗与小说为对象，国内的散文论析相对贫弱，本届研讨会有两篇论文讨论散文，弥足珍贵。

林春美是从举办了八届的嘉应散文征文比赛获奖作品寻找作者的书写模式，她发觉半数以上的作品都以家庭、父母祖辈交织出来的亲情为主轴。林春美因此引申出作品的“父祖同盟----民族/历史/文化”的架构，我本人也担任过多届大专文学奖的评审，发觉思亲/思乡确实是与赛散文作品的热门主题。这种对父母的怀念/回忆，反映了作者生活体验的贫乏，题材方面的局限。另一方面，年轻人离乡背井在城市里面对学业/工作的挫折，往往“母胎化”，退回亲情的“枕垫”以减轻压力，寻求心理庇护。孙隆基在他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里曾经指出中国文化里面有许多这类枕垫。我想只有少数的作者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很可能是“父祖同盟”，涉及历史、文化、民族的大叙述，所谓grand narrative.

钟怡雯论马华散文的“浪漫”传统，她很小心地在浪漫两个字上面加上引号，使它与浪漫主义区别开来。她留意到马华文学的两类“浪漫”散文，一种是温瑞安“龙哭千里”、林幸谦“狂欢与破碎”气势磅礴时而感情失控的抒情，指出温林两人所用的词库惊人接近。另一类则是八、九零年代发轫 的大专校园文学，那时期的散文好手包括潘碧华、何国忠、祝家华、林幸谦诸子，他们的作品洋溢着既感伤又激越的忧患意识，题材有大学生的心声、文化的焦虑与对时局的控诉。钟怡雯文末引用李欧梵谈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凸出反浪漫的“浪漫方式”，此一悖论尤为发人深省。

（五）

关于个别作家的文学表现与角色扮演，张依蘋以黄锦树、陈大为、钟怡雯为例，说明前述作家兼具马华文学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学者从事文学评论，勾勒文学思潮的时代社会关系，这种知性工作甚易磨损当事人的感性神经，左右脑一样发达的人毕竟是少数。张依蘋以黄锦树的小说，陈大为的诗，钟怡雯的散文，阐述学思历程与书写策略可以兵分二路，亦可互藏其宅。张依蘋显然对探索马华文学/马华作家身份的多重可能性甚感兴趣，论文最后部分综论“在台马华文学”与“在马台湾文学”，为文学的身份国籍、生产场域、文化认同的混杂性作出解读。

张锦忠很早就思考这方面的课题，他提的论文讨论的正是马华作家的离散与流动的跨国现象。张指出在台湾生产的马华文学，同时具备台湾文学与马华文学的双重属性，这种属性错位正反映了马华文学的流离失所。90年代以降，有迹象显示马华作家从台北流向南京与北京。

高嘉谦论黄锦树的寓言书写。寓言允许不同层次的释义，用詹明信的观察：“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这句话对黄锦树不无启示。本届研讨会黄氏在论文中指出，早期文学那种宣扬“为社会而文学”的创作失败，是因为那些所谓社会写实浅白直露，不懂寓言的多重复义，这不啻是黄锦树的夫子自道，无意中透露了他的书写策略的偏嗜。

高嘉谦认为黄锦树的族群书写，不仅是感时忧国遗绪下的道义负担，他还寻求“马华”书写的政治实践位置，“马华”在哪里？“马华文学”怎样写？怎么样的形式承载怎么样的经验？都是黄锦树的萦心之念。

（六）


马华文学的建制主要以报章文艺园地、书籍杂志的印刷流通为基础。黄俊麟的《文艺春秋》扫描（1996-2004），把九年来发表的诗、散文、小说、评论给予爬梳分类，让大家看到这些年来这块文艺园地曾经绽开过什么花卉。九年来《文艺春秋》刊载过的专辑、专题、主题论述、系列文章还有与时局互动、反映社会政治动态的创作，黄俊麟都一一交代了当初组稿的缘起于来龙去脉。他不无自诩的指出庄华兴撰写的“马来文坛巡礼”系列是《文艺春秋》的一座里程碑。

我最感兴趣的是黄俊麟对地志书写这方面的关注。他认为本土化不能靠在作品中安排几个异族人物，营造椰风蕉雨，还得凭丰富厚实的在地知识。讨论至此，黄俊麟忽然逸出《文艺春秋》的范畴，特别推介杨艺雄的新著《猎钓婆罗洲》里头“原汁原味的本土内容”：砂拉越的飞禽走兽、植物花草、钓鱼狩猎的各种体验与任务遭遇，杨艺雄笔下的大自然是“生命赖以生存的神圣疆场，又是强韧的竞争对象。”杨氏的“深层生态学写作”（deep ecological writing）（陈映真称为“环境文学”），必须要有充分的在地知识与敏锐的观察感受，才能写出好作品，皮相的湖光山色描绘，很容易成了廉价的旅游指南。国内从事环境文学书写的朋友包括了何乃健、田思、邡眉、林金城、还有年轻一代的杜忠全，他们的表现值得吾人留意。

从国内的园地到境外的出版，胡金伦的〈马华文学在台湾〉引录了张锦忠发表于《中外文学》（2000年9月）的〈马华文学在台湾编目〉（1962-2000），胡另行整理了2000年以迄2005年的新近出版数目作为补充，这样一来，马华文学在台的出版状况可谓一目了然：从1962年到2000年共出版各类诗文选集97种，翻查数目赫然发现马华文学在台的始作俑者是1962年印行《梦里的微笑》的小说家张寒。60年代中期星座诗社成员的诗集，相信都有作者自资出版。胡金伦整理数目以文类区分，得小说17种，散文16种，诗3种，共36册，换言之，自1962年到2005年马华文学在台总共出版了133本各类书籍，马华文学在台湾的版图或许可从这数目略窥梗概，胡金伦提供的这份史料对研究“马华文学在台湾”的人应该大有帮助。

至于马华文学在中国的处境，陈大为的论文多有阐发。1990年9月大马政府废除了对中国大陆的禁令，翌年，马华文学开始流入中国学界，主要是通过作协组团访华，团员赠书给中国朋友这条管道。中国学界早期以这些赠书为研究马华文学的文本，这就难免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

陈贤茂长达两百万字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公仲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概要》，这些重要的文学史著作，里头遗漏之多，令人咋舌。中国学者对一些马华作家的赞誉或或过甚其词、或搔不到痒处。马华作家90年代出席多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提呈的都是些综论、泛论，缺乏学术垫底，能提供给中国学者的研究指引微不足道。一直到90年代末旅台学者的马华文学的论述接踵出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才反过来影响中国学界的论述向度。中国学者中以刘小新、朱崇科、黄万华对马华文学的研读最见工夫，刘、朱二人擅学术思辨，黄万华最能整合综论。

目前福建省的社科院与几所东南亚研究中心，都有订阅大马的华文报刊。随着资讯流通的日愈便利，中国学界在未来应该更准确地把握马华文学的具体表现与动向。2004年9月，我赴山东大学参加世华研讨会，提呈论文后，过来闲谈的戴冠清、喻大翔、朱文斌，他们的学术兴趣都兼及马华文学。戴冠清现任泉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她是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喻大翔专攻散文研究，正在多方面搜罗海内外散文佳作，他刻下在同济大学任教授，他也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朱文斌现任绍兴文理学院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交谈之下，才知道朱是陈贤茂的高足。陈贤茂对《海外华文文学史》书中的疵误显然未能释怀，特别嘱咐其弟子朱文斌日后勘正补充。种种迹象显示马华文学的中国处境有望逐渐改善。

以上总结，并非单纯的文书记录，把十四篇论文分成不同组别，是为了方便讨论。加上自己的观察与心得点滴，是为了证明自己也有意见，是个愿意思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