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5日星期五

再认识杨牧:序《隐喻的流变》

再认识杨牧:序《隐喻的流变》

温任平
星洲日报 星洲广场
17/8/2008

张依蘋邀我为她即将出版的硕士论文《隐喻的流变:杨牧的散文研究(1960-2001)》写序,依蘋刻下在拉曼大学任教,她的硕论完成于2001年5月,文长近12万言,提要钩玄,写得十分用心。我自1977年为《紫一思诗选》写序以来,大约完成了30篇序,除了〈与傅承得聊天〉那篇序较短外,其他序文篇幅可观,以新批评加上傅莱(Northrop Frye)的原型、神话研究,月旦作品的艺术表现,褒贬之间,往往不假辞色,因而有1985年持续五个月的端木虹事件之爆发。有人告诉我写序像公司开张,找个社会贤达致词,说些好话、场面话,变相打广告,这种事我不屑去做,虽然这样做会皆大欢喜。

本来以为替张惠思的诗集《站在遗忘的对岸》写成长序后,就不再写序了。这次毫不犹疑地答应依蘋的邀序,原因可能是她研究的对象是杨牧,一个我“有话要说”的诗人/散文家。这也算是因缘吧。

中国学界硕士论文一般上篇幅较短,出版成书的硕论,可谓凤毛麟角,博士论文整理后付梓的倒不难找。收到依蘋寄来的稿件的同一天,我刚好读着许子东的博论《为了遗忘的集体记忆》。许子东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硕士,在香港大学中文系考哲学博士,我稍微比较了一下两人的学术背景与论述的话语特征。张依蘋与许子东同是中文系科班出身,都借用西方的学术资源以丰富与深刻化自身论文的思想内涵,但语言文体很不一样。大陆两岸的论述文体的差异,笔者将来会写篇文章谈谈,抛砖当然是为了引玉。

近十年来,我在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的专栏曾经不止一次探讨杨牧的诗文风格与艺术表现。早在1973年笔者撰写〈论思采的散文集《风向》〉即曾指出思采、赖敬文作品的叶珊化,并且暗示他们的散文创作可能只得其形未得其神成了“小叶珊”。1979年我写成〈从杨牧的《年轮》看现代散文的变〉,发表于台大外文系出版的《中外文学》月刊第8卷第3期,我用理性的笔触写自己对杨牧的鉴赏心得,并以感性的曲笔表达我对他的赞羡仰慕之情。最近一篇〈寂天寞地即惊天动地谈杨牧〉,去年8月刊星洲日报〈静中听雷〉,距今不足一载。依蘋邀我写序,我想她觉得我应该是叶珊/杨牧的知音。依蘋的硕论对杨牧推崇备至,,从叶珊到杨牧,这四十年来杨牧如何完成他的“文学人格”,能找到另一个人共同赏析,未尝不是件赏心悦事。

张依蘋的硕论颇长,她从苏珊兰格(Susanne K.K.Langer)的美学理论为背景阐述作家从感情到形式的具现,表象、虚象、幻象的层次关系,从符号到隐喻到象征,说起来这些都是吾人熟知的美学知识,卑之无甚高论。重要的是,杨牧的散文,一方面是诗的延伸与衍变,另一方面杨牧的散文诗或后期的“议论散文”(这当然与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迥异)往往拒绝囿限于文类的限制,用依蘋的观察:

“打破散文与诗体例…...或者说,复原先秦文学的文学规范,不露痕迹的融中、英、少数德法的文字、翻译、文学评论、小说、戏剧、诗、散文、随笔等进入他的‘散文’,却能构成一致性,统领这一切的就是其思想------情感主体。”

有关文类的逾界现象,梁实秋先生在30年代即曾论及,但似乎并未引起当时中国学界的注意。余光中写过一篇〈食花的怪客〉,介乎散文与小说之间,作品中的文学教授心神恍惚,浮上来的虚象或幻觉,带点魔幻的惊悸趣味,但这只是余翁少壮时期的戏作,不像杨牧的大规模经营,虚实相应,瓜瓜藤藤,枝蔓相连。依蘋循其生成过程以“隐喻的流变”追索其发展脉络,强调隐喻本身的功能与变化。这当然是正确的。换言之,从叶珊到杨牧,艺术家是不断在扩展其隐喻的时空与地理版图。

从修辞学的角度看,比喻包括明喻、暗喻(隐喻)、曲喻,还有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圆喻,还有所有一流诗人都会尝试的“换喻”(metonymy)。比喻乃诗人先天之禀赋,虽在父兄不能传之以子弟。第一流的诗人着眼不在简易层次的赋、比、兴,而在于隐喻系统、象征系统的建构。象征系统里头有其“原型”(archetype)与“神话”(myth),艾略特的〈荒原〉、叶慈的〈航向拜占庭〉都有原型神话的色彩。杨牧自承他最喜欢的三位诗人其中两人便是上述两位英语世界的诗宗。另一位诗人是济慈,杨牧曾写过许多封书信给他,我觉得杨牧(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精神实秉承自济慈之正宗。杨牧结合现代与浪漫,而又能巧妙地融会主知与唯感这两种冲突的元素,使他的艺术与众不同,创造了五四新文学的新高,读他的诗与散文最能享受那种“巅峰经验”的快感。

依蘋在论文中提到的《年轮》与《搜索者》于1982年由洪范出版,两者唇齿相关,依蘋甚至认为迟了四个月才面世的《搜索者》反而更像《年轮》之兴,由于《年轮》这阕“长长的散文”早在1976年即已面世,相隔六年,依蘋的话我不敢说,我揣测这两部作品互为表里,乃是同一个时期思虑沉吟之所得。《年轮》以创作实践印证了文类混揉的可能性,但混血或杂揉都不免沾上些许负面歧义。Fusion of Genres(“文类融浑”)可能是较佳的说法。《年轮》摆脱文类的羁绊,《搜索者》则预告了他从searcher 到 researcher 才是他“表现本质的路”(用叶珊的话)。这方面依蘋敏锐地抓住了论述的主轴,searcher 是个搜索者,而researcher 可以同时是一个“再搜索者”(再探索者)与“学者”(研究者),硕论指出从叶珊到杨牧,“探讨的是浪漫诗人如何转型为学者诗人”。

德国作家、汉学家史迪曼(Tilman Spengler)曾如此评断:“如果在西方,或至少在德国,杨牧应该被称为‘博学诗人’(poeta doctus)。”史迪曼于1991年出版小说《列宁的脑》(Lenins Hirn),被译成21国语言,作品风靡于世。史迪曼早在1983年就当了柏林科学院的院士,他对杨牧如此看好,理由无他,杨牧无论诗文、评论、翻译均充份反映他学问深邃,兴趣广博。依蘋认同欧文(Stephen Owen)对杨牧“双文化”(bicultural)评价,并具体地指出这种“双文化”不仅“来自中西教育背景和中西文化意象的融合,也来自其作品肌理间中西修辞学的互补,择优发挥的特色。”这项判断甚有见地。

杨牧从陈世骧教授游,攻读《诗经》。《诗经》花草植物的象喻,印证家乡花莲的锦秀河川与田野的各种花卉树木,现实与想象不期而遇,契合无间,这大概是杨牧喜用、擅用植物、生态意象的原因。1960年处女作《水之湄》已可略窥杨牧耽于大自然草木之美的倾向。出版《水之湄》那年的叶珊才20岁,依蘋的说法颇为有趣:“情感主体 用草木虫鱼的文字游戏了近十五年,终决定越矩(狱)取得再一次轮回的机会。”艺术家何尝没有自知之明,杨牧说:“一个人年过三十,他的诗不可能因湖之光山之色而自动生长了。”三十六岁杨牧写成《年轮》,他终于把隐喻引申、深化、扩大成为自己的象征系统。

依蘋指出杨牧的主要隐喻是水、树木、星象。水可以是河、湖、海、雪、霜、雾,也可以是雨水、汗水、泪水;树从森林到落叶,观念的树是“盘根入世的精神”、“向上求索的表现”。树见证了四时的变化,大自然的嬗遞,时间的流逝。地上的树木有年轮,天际则有浮雕般的星图。叶珊时期的杨牧写成〈十二星象练习曲〉,收入其第四卷诗集《传说》(1971年),是一首获奖的组诗。就笔者对西洋星座与相关希腊神话的了解,杨牧这组诗似乎耗尽了他于西洋星象这方面的知识资源,他后来在《山风海语》、《方向归零》、《昔我往兮》及其散文集如《疑神》、《星图》、《亭午之鹰》等作品中撷用星象神话,便不甚出色,无力再作想象的腾挪,反而有些累赘空泛。上星期在书展偶遇几位来自北马的文友,谈起杨牧,他们说:“《年轮》、《搜索者》之后的杨牧散文不怎么好看,书是翻了几遍,就是买不下手。”

学术探讨而竟以文学友儕冲口而出的评语佐证,搞不好会成了笑柄。返家之后重读他的奇莱三书与“疑、星、亭”诸作,发现杨牧的问题可能出在他的议论型散文(学者散文)历史感沉重,知识庞杂,他的大自然崇拜,宇宙至上论以致于中国天人合一、既佛又道的哲学思维,使他的散文处于超载状态,过犹不及,感性窒滞不畅,少了《年轮》那种撼人的戏剧感。读书要靠点直觉,好坏的评断亦然。朋友当然不知道我正在为写这篇有关杨牧的序而踌躇,他们直率的言语迫着我效法王文兴的精读,颜元叔的苦读细品。我觉得杨牧的散文来到《年轮》成了《搜索者》可能是他个人散文创作的极峰,researcher 阶段的散文理性过强,人文历史与其他远古知识的引用拥挤,反而使艺术家的散文“不再那么诗”。我们可以了解杨牧创新多变,追求完整的手艺(craftmanship)。当杨牧沉浸在他的生态想象,大自然的沉湎,天人交感浑然无间的哲境里,我想我和我的朋友面对的是一个学植深厚的学者、思想家,而非叶珊以迄《年轮》《搜索者》的诗人散文家。智者超凡入圣固难,能够换个身段超圣入凡更是一大挑战。这是我的悖论。大我四岁的杨牧不一定认同我的看法,年龄比我小一个世代的依蘋不妨把我的判断视为野叟之言。我也许看错了,但我必须忠实于自己的文学感知。

《诗经》对杨牧的影响不仅止于花草树木虫鱼,1967年叶珊撰写〈诗经国风草木〉论及〈简兮〉、〈晨风〉、〈车邻〉诸篇的格律变化,他对类似“山有……隰有”的句型秩序与秩序调整后的音色转折与气氛营造,早已心里有数。杨牧的诗文内里微妙近乎奇异的音乐感,可能得自《诗经》格律衍变给他的启示,不是余光中〈听听那冷雨〉的拟声,而是字词在段落或篇章里的重复再奏,对照呼应,与因而形成的反复回增的力量。这点依蘋的硕论析之甚详,并且认为杨牧这种散文特色借自《诗经》的工具语言。“工具语言”泛指等因奉此的文牍惯语,与以内容为重的学科所使用的文字媒介,我想我会用“句型格律”或“修辞策略”称之。依蘋以《诗经》的〈鸨羽〉对照杨牧的〈普利斯顿的春天〉诸篇,重复中有变化,复叠中见衍变,借用《诗经》的格律,营造语体文的回响效应,使文字跌宕起伏,从而衬出作者内心感情的律动。即使替报章写专栏,杨牧亦擅以此技法控驭、调频语言的节奏。硕论未提及的《交流道》、《飞过火山》二书可为旁证。

1973年11月认识的老友陈芳明,嘗称誉杨牧为“台湾现代散文的先驱”,张依蘋认为杨牧汲取西方之优势,投入“寻找汉字的真正性格、开创汉文学的无穷潜力。”这些判断都切中肯綮。我与依蘋对杨牧散文的整体成就的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对杨牧从容将身边符号转化为隐喻象征,最后形成其特殊的寓言结构,而过程又是那么自然浑成,我们对他的仰羡钦佩之情,可谓不分轩轾。读张依蘋的硕论让我有机会重温旧梦,翻新自己于60年代读着余光中、叶珊的诗文进入现代文学堂奥的记忆。往事并不如烟。是为序。
(完稿于戊子年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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