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文学体制初探

30-9-2000

温任平

马华文学有自己的体制吗？这是一个困惑我多时的问题。

文学体制有它的结构性，这包括生产、发表文学作品的媒体、出版社与其他较次要但却并非不重要的管道，像已停刊了的《蕉风》与《青梳小站》，像作协出的半年刊《马华作家》、霹雳文艺研究会刊行的《清流》，还有上了网络的《椰子屋》和甫出版创刊号的《有本杂志》。一些社团包括大马作协、马大中文系协会与其他会馆以不同方式赞助作者出书，一些文化机构设文学奖，主办文学创作比赛，提携、发掘文坛新秀，改善文学生态，都属于文学体制的组成部分。

马华文学体制的“脆弱性”(fragility) 实在太明显了。历史悠久的《蕉风》停刊，以中华大会堂为首，资源财力较雄厚的多个华团单位，虽曾颁发多届出版基金协助国内作家出书，表现颇为积极，后来则自动取消这类资助计划，反映出华团的文教策略飘摇不定无法制度化。文学作品的社会领??social acceptance)不仅要看它有没有读者，也要看它能否得到公众认可与经济支援。在经济支援这个层面上，马华文学的际遇时好时坏，一些热心人士像拿督张德麟以个人名义赞助作家出书的例子，并不多见。这个环节的马华文学体制予人的印象是充满了变数。

中文造诣偏低

当然，文学体制无可避免地受到教育体制的影响。作家不可能一诞生下来便是作家，他得经过语文的训练、阅读的濡染，技巧的谇砺，还有他必须有书写的内在冲动。如实地说，无华文教育则无马华文学。华文教育萎弱则文学创作人才凋零，作品素质低落。新加坡是一个邻近的例子。在华文教育根源截断之后，新一代的作家少之又少，目前创作状态仍佳的作家老成凋谢后，新华文坛恐怕只剩空壳一个。

就我的观察，马华作家虽有创作的意愿，却囿于语文驾驮能力之不足，作品的素质甚难提升。以中五或高中三的中文造诣写出来的作品占了马华文学总生产极为可观的份量。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自学成功又能自我超越的例子，前辈学者如钱穆，国内作家如张尘因（张景云），都没受过正统的高等教育，但都各有成就。本文讨论的是一般现象。如果我们的华文教育停滞在高中层次（越洋赴台深造者下文会论及），我们的作家大概只能用中五/ 高三的中文程度去进行书写。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前提下，马华作家手上的语文器具是不够锋利的。

大马社会的600万人口不是没有文学人才，我们缺乏的是体制提供的培养与训练。作品发表的园地，书籍出版的机会，这是文学体制最重要的环节，先讨论前者。南洋商报每周刊出两次的《南洋文艺》，与星洲日报每周两版的《文艺春秋》，能见报的文学作品实在非常有限。能在这些园地崛起的文学新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他必须写作不辍，投稿亦勤，作品表现不俗。用一句前现代的评语，那便是作品颇有创意。经过一段时间的“抢滩”后，终于吸引到文艺副刊编者的垂青，给予刊登。日积月累，渐而奠立声名。不过，在这个写作气氛普遍低落的当前文坛，还有多少年轻人那么“死心眼”，实在是个疑问。

写作人才流失严重

即使一些年轻作家有了若干知名度之后，也不能肯定他们在文学的路上能走多久，愿意不愿意走下去。女性作者流失的情况比男性作家还要严重，结婚生子往往划下了女作家写作生涯的句号。男性作家为生活奋斗，赚钱养家之馀还有多少馀暇读书写作，答案亦不容忽视。马华文学体制养不起职业作家，黄进发呼吁提高稿酬，如果获得各报主事人的响应，也只能稍稍改善写作人的待遇，仍无法扶掖出职业作家。台湾的琼瑶出书一版两万册，或者像李昂的《北港香炉人人插》面世两个月即热卖10万册的奇迹，不可能在马华文坛出现。

再谈出版情况，目前最具企划规模的是大将事业社，每月约出书 4种，估计1999至2000年年杪可出书100种。大将有自己的行销网与促销策略，重要的据点，像大众书局、MPH、商务书局等都有摆卖大将出版的各类书籍。大将负责人也通过其他活动增加作者的曝光率与知名度，使书籍能够销行出去。过去文采出版社、泽吟出版社替马大、国大、拉曼的年轻作者出书，在推广校园文学方面出了不少力，书出版后，消费者多是这几间大专学府的学生，部分书籍也有发行到城中的书局去，唯行销策略则不如今日的大将事业社之完善。目前的文采、泽吟比较沉寂，取而代之的是佳辉出版社，出版大专学生的作品，为校园文学持续保温。

大马作协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作家团体，自然是马华文学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作协主办过不少文学活动，包括文学研讨会等，其间以主办了6 届的“写作讲习班”最获好评。参与讲习班的多是20岁上下的文艺青年，6届加起来的总人数约400人，于提供文学知识与训练人才方面，贡献最大。80年代末作协筹办马华文学节是争取华人社会认可的举措，有成就的作家在文学节的场合上受到表扬。作协这20年来出版了作协文库及其他丛书70馀种，素质参差不齐，颇为人诟病。不过连文艺琐谈，文坛絮语一类毫无理论意义的“假论述”(pseudo discourse)也照样刊行，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作协缺乏审稿机制，造成资源浪费，而多位作协理事的频频出现于作协出版的书籍，亦难免有公器私用之嫌。作协目前正在编纂着一套10册的《马华文学大系1965－1996年》，这是作协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作家团体企图建立马华文学传统的努力。成果如何，一俟大系面世，自有公论。地方性的作家社团像南马文艺研究会，在培训、联系及协助区域写作人出版个人结集方面，扮演重要的中介。独中与国中的华文学会或则扮演了培育文学种籽的温床角色。

文学奖的利弊

就我的视察，文学奖的设立与颁发，从大专文学奖到其他文学奖，是现行（强调“现行”是因为有些体制内部的环节已停止运作）马华文学体制甚为重要的一环。当然，文学奖的设立亦无可避免地携来一些副作用。不少作者在书写策略方面刻意揣摩评审委员的文学品味，“投其所好”增加自己获奖的机会。客观地说，作家为了出位，这样做亦无可厚非，毕竟作品不是由一人审决，要经过初审、复审、决审这三个阶段，作品的客观价值大致上可以为大家认可。比较负面的现象是，一些作家／诗人两年写一篇作品，目的只有一个，便是把奖金捧到手里。这种文学的功利作风，实在有违奖项设立的本意。

马华文学体制还有一很重要的环节，那便是大马留台生居台期间寄回国内发表的作品，与这些留台生返马后的文学表现。马华文学之能够维系其一定的艺术水平，这群留台生居功厥伟，对文学形式与技巧的撷用影响深远（当然这种影响正反两面都有），本地年轻一代的写作人有向留台生学习、模仿的倾向。近年也有大马华裔负笈中国，或申请成为中国大学的函授生，人数尚少，无法估计他们对马华文坛的作用。

知识系统的辩证

文学思潮必须通过媒体经年累月的形塑。两家日报的文艺副刊，在文学创作大方向的规划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不同文学思潮的作品在两报的文艺广场上较量竞技，孰优孰劣，日久使可看出大势之所趋。这种优劣取舍，许多时候需通过文学的论争，才能让读者与作者作出自己的抉择。这种文化角力是正常的，不同知识系统只有通过作品的辩证，才能分出高下。主导性的文学思潮即构成一时的文学风尚与相关的为众多文学人口接受的文学观。

文学论述与知识权力的关系密切。从50、60年代的印象式批评，外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正确”底意识验证，到70、80年代新批评理论的引进，神话原型，容格，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的确加强了新批评于作品内缘研究的深度。进入90年代，文化研究开始勃兴，文本（text）的意义被大幅拓宽，以前被新批评家认为是外缘因素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成了文学解读的重要脉略，有时其重要性甚至超过文学审美的本身。文学的诠释工作有沦为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的附庸底倾向。不过马华文坛搞文学批评／理论的人数不多，学术的世代断层（disjunctive）并不明显。

总的来说，马华文学体制有它先天的贫弱性，营养不足，得借助舶来的学说底启迪肇端，在换位、移徙的过程中被误读的情形难免，吊诡的是，在另一个区域里，误读许多时候可以成为新的创造动力。90年代以降，两报文艺副刊发表不少后现代诗，但这些实验意图强烈的作品都非台湾后现代作品的翻版，这里头已经过本土化的转换，这情形正如70年代马华文坛的现代主义一样，它与同世代台湾的现代主义在形貌方面差别显著。一种文学风尚／思潮之所以能在另一地域衍变、转化，文学创作素材的“在地化”（localised），作者于自身文化系统的发声位置， 最具决定性。马华文学在接受外国文学思潮，于形式技巧向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借镜，能作出创造性底蜕变，原因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