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互补的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

二元互补的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
温任平
（马来西亚）
中国人民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
国际儒学论坛•2007
论文全文

笔者撰写这份报告刚好是美国联储局宣布减息50个基点的第三天，伯南克的这项决定几乎立刻引起世界各国不同的反应，以及好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与媒体撰稿人的非议。次级房贷引起这么大的经济动荡，不仅美国经济受损，全球各区域经济都受到冲击。而减息这一经济措施有拯救犯错的金融机构之嫌，这就牵涉到“企业道德”（corporate morality）。犯错（而且还是蓄意犯错）的房贷公司与金融单位闯了大祸，让全球市场承受苦果，而它们这趟被拯救了，等同间接鼓励它们将来可用另一种方式牟取暴利，制造另一次经济危机，因为这些金融机构知道当它们陷入困境政府会出手相助。50个基点的大幅减息使通膨风险增强，伯南克在九月十二日于Capitol Hill 回应参议员询问时说：“这与道德不道德无关”，这句话太欲盖弥彰了。

企业不能不讲道德，正如经济有其伦理。经济行为得以诚信为本，不过诚信谦和乃一般商业经营之道，非儒家们所独有，所谓credibility, reliability and customer friendly是西方企业管理者的口头禅。扩大来说，儒家德目包括勤奋、节俭和谐、自律、尊敬长辈（上司）、敬业乐业、克勤克俭，视工作为“天职”(vocation)与以基督教新教伦理的工具理性亦若合符节。[1]至于改革创新的企业精神，现代企业大多特设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部门以研发、改进、提升产品或服务素质，这与儒家的“自强不息”、“穷则变、变则通”理念相近，两者都不满足于现状，皆具备忧患意识，都力图保持竞争力。如果这些企业美德是普世性，而非儒家文化所独有，有关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的议论，便可能失去意义。

一般人均以为儒家重农抑商，其实儒家是重农而不轻商，打压商贾的是法家的商鞅。汉朝继承秦制，重农抑商经过贾谊、晁错诸人的理论包装，便成了国之大策，而两千多年来当政者沿习成风，一直到毛泽东时代大抵如此。所幸朝廷重农，却无碍民间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唐宋之交，杭州、开封、泉州等地，商业资本流通，各种买卖交易进行顺畅，虽然在体制上仍非韦伯(Max Weber)所说的工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萌芽于17世纪的欧洲)，但商品经济已颇具规模，而且活力十足。“士农工商”，商贾的社会位阶虽然排在四民之末，却可用钱买官衔，变成乡绅，也让儿子考取功名。[2]董仲舒独尊儒术，中国成了西方视角下的儒家国家，但中国鼓励农耕，农战（拼收成）之余，从未视商贾为仇寇，儒家作为人文思想并没妨碍中国从古迄今的经济发展。

儒家学说基本上是文化本位，教育本位，而非经济本位的，但孔子率众周游列国，日常饮食，盘川开销，所费不菲，夫子不可能不了解生活的现实面。如果没有他的门生子贡的资助，孔子能去的地方可能有限，其思想学说影响亦不可能弘扬得那么广远。子贡是富可敌国的巨贾，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对子贡的声势显赫有一段生动的描绘：“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抗礼。”并称子贡使“孔子名布扬天下。”《论语》记载了他与弟子们的对话，与他对话最频仍的除了子路便是子贡，可见孔子对这位做大生意的弟子的重视，他没歧视商贾与他们的商业活动。

坊间经常以“富贵与我如浮云”形容孔夫子的豁达，其实这句子有点截头去尾，〈子张〉的原句是“不义且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追求富贵是有原则的。“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夫子甚至愿意付出劳力以换取金钱的高回酬，〈述而〉“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很显然，他并不反对个人追求财富。[3]从个人到群体，孔子了解“治国之道必定富民”，而“生财有大道”，所谓生财有大道，是让整个民族国家都能富裕。

孔子列出了纲领，孟子则更具体地指陈获取财富的方式，他提出分工概念。“分工”是个影响人类社会发展、商业发展的重要观念，西方要到涂尔干（Emile Durkheim）写成《分工》一书，这概念才算确认，即各行各业的人扮演各自的角色，互补有无，形成有机社会。孟子把人区分为劳力、劳心，而可能五谷不分的士君子创造理念，凸出人生的终极关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社会能够分工，士农工商始能互补有无，现代市场经济讲求优化资源分配，资源包括人才、人力资源，只有这样社会才有效率，各环节才不致出现失序或脱序现象。

(二)

儒家思想与众不同处，要之是对三纲五常的强调与凸显。“三纲”这个部分留待下一节再谈，先谈利与仁义礼智信的复杂微妙的关系。“仁”在《论语》出现105次，“二人”为仁，焦点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仁”一字点出了人道主义的精要。“仁者爱人”在实践上乃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是伦理制度，如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商业制度则有井田制、课税制，文化制度有国学、痒序、历朝仪式典章都属于礼的范畴。〈礼记·曲礼〉有载：“道德仁义，菲礼不成。教民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让人懂得如何处事待人，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自尊尊人，以和为贵。

“义”古写作“仪”，做人对事合度、合理，谓之义。孔子反对见利忘义，批判不义，但孔子亦了解利的重要，“黎明即起，孳孳为利”，他强调利的获取必须以义为本，主张“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后之儒者认为义利为用，而以民之利为利。而“智”是“知人”，商业管理贵在知人用事，“智”是知识技能的把握，面对顾客、员工甚至竞争对手的态度不亢不卑，适如其份。“智”使人懂得审时度势，运用谋略，修己治人，合情合理，深谙协调之道，营造和谐气氛。“信”是诚信、信任、信赖，真实无妄，不自欺欺人，儒家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扩大来说，“民无信不立”。信是重信守约，一诺千金，以至于童叟无欺。

儒家的义利观放在五常的参照下，然后考量它在市场经济里的作用，那是十分有趣的事情。三纲五常以至于上述的义利观，两千年已浸浸乎成了中国人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即使海外华人，只要他念的是中文，受过中华文化的熏陶，孔孟思想点滴就在他们的血液里。马克思很早就指出，一个民族的心理特质是很难改变的。《老子》又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主张用古之智慧来应付现世。《福音书》的说法更有趣：“你们若不会转变成小孩，不得进入天国”这与老子经常说的人要回到婴儿的状态相近，儒家有这种说法吗？有。孟子讲得很透彻：“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格完整的人谓之“大人”，人格完整的成年人反而应该保住那份赤子之心、赤子之情。从个人到民族，即活在历史又活在当下，任何的系统文化，都是从历史、传统找到源头活水。换言之，传统文化因素与历史某些特质今日仍活着，而且活在民族成员日常的行为举止里。

从通俗的说法，做生意，到计较优雅的说法，企业经营，到涵盖面更广的说法，一切的经济活动与行为，吾人能否以儒家的义利观作为思想轴心，营运之原则？有关这点，宜乎用马克思的“同时从正反两面辨证地思考”（to think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all at once）才能寻出真相。

“义”关乎公正，西方早期有“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这概念，可是这概念被社会学家海耶克（F.A. Hayek）嗤之以鼻，原因是一个社会不可能有众人皆认同的社会公正标准，每个人的立场、处境不一样，看法不相同。至于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则不提社会公正，只提“正义”(justice)。所谓正义是我认为我做的事是正确的、合理的、可以被接受的。他是站在自己的位置来衡量别人的反应，这里头没有多少道德的成分，因为道德是为他人设想，站在别人的位置想对方的感受与痛苦。比方说，中国某省某地发生水灾，人民流离失所，财物损失惨重，站在马来西亚华人的立场这事与我无关，这种感觉/反应没有违背正义，却是不道德的（“万物一体”、“民胞物与”就能感同身受）。儒家的义较诸“正义观”多了“反求诸己”的自律精神与道德意识。

（三）

儒家的义利观的最大吊诡是它把两种基本上冲突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并从中得到出路或做人的指标。我们的一般理解是，在现实中，“义”碰到“利”容易冰融，正如当前的“环境保育”碰上经济发展这块铁板面对毁伤，有关生态保护这方面的议论，下节当再论及。我觉得儒家的义利观本身就带着自我辩证的意味，〈论语·子罕〉最触目的一句是“子罕言利”，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义而已。”但是子贡向夫子问仁：“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的回答是：“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子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以说是儒家经济伦理的重心，换言之，儒家的义利观崇尚的是公利，最浅易的说法，是赚钱而不忘公众利益。司马迁于《史记·货殖列传》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长居贫贱，故作清高，语必仁义，是自欺欺人，是另一种伪善。

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记载了子贡经商致富的秘诀是“子贡好废举，与时逐货赀”，贱买贵卖，货如轮转，这与当前期货市场的买卖原产品的基本方式同出一辙。孔子眼光锐利，他看出端木致富的方法里“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子贡无意当官，却擅固积货物，揣测行情，而且大多猜中而赚了不少钱，这与今日买卖股票，投资黄金或货币道理是一样的，但是当年子贡市贱鬻贵，逐什一之利，与今日的股市、汇市或期货市场大鳄设陷牟取暴利，情况大异。后者可以令其他人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而中国的儒商，从计然（后人考证他的原来姓名为“辛文子”）到助勾践复国的范蠡，到战国时期的白圭，都有自己的一套经营原则或企业道德。范蠡被后世称为陶朱公，他积累了财富，却把财富施增给贫苦大众。他很早就懂得业务多元化的需要，居货之余，也从事耕畜与农牧业，收益来自多个管道。他用计然之策储备货物，留意天时地利人和的变化，“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掌握到市场经济“需求与供应”(demand and supply)的原理。白圭之节约大概还要胜于今日永远穿一套旧西装的巴菲特，与不修边幅一头乱发的比尔·盖茨，他深谙“商战”之道，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因为时机一瞬即逝。白圭是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弃
”经营概念的第一人，这概念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仍是有效的致富法门。

现代企业集团化，这在中国可谓古已有之。明清时期十大商帮其中以徽帮、晋帮、江右帮、临清帮最是显赫。安徽是大儒朱熹的家乡，因此徽州一向多“亦儒亦商”之士，这些安徽商贾能发家致富，又能以仁义经商。徽商重乡情，地域观念强，群体的动员力甚大。山西商贾由于地理环境特殊，他们擅于农牧互济，前面提到的计然、白圭都是晋商，以囤积居奇名扬于世的吕不韦也是山西人。梁启超尝谓“晋商笃守信用”，晋帮可分为平阳帮、泽潞帮、蒲州帮，十分富裕。江西人口众多，于明代居全国各省之次，人口稍逊于浙江，纳税却多过浙江。江西是宋明理学的发祥地，名人如王安石、欧阳修、文天祥、周敦颐、陆九渊都在江西。这些儒者与理学人物把经济道德带进商业文化，重贾道、重义、重情，以“温良恭俭让”闻名于世。临清位于山东，地处南北要枢，乃商家必争之地，孔子原籍山东曲阜，山东商帮有孔圣的道德力量支撑，纯朴、诚实、豪爽，为世称道。[4]

就以上所述，大家不难窥见儒家文化对市场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陶朱公生意经十八法〉已成了许多商贾的座右铭。[5]《太上感应篇》里头虽有道家的观念，但内里蕴藏的都是儒家的价值伦理观，还有《菜根谭》一类的通俗之作，据日本酒井忠夫教授的研索，这类“善书”在中国有3000多种，对一般百姓影响广泛深远，“以和为贵”、“敬业乐业”、“实事求是”、“一言九鼎”、“豁达大度”、“勤者不匮”、“强本节用”、“欲而不贪”、“好学重智”、“精益求精”、“止于至善”、“和气生财”……这些思想种籽长时期深植于海内外华人的无意识（深层意识）里，已成了华人的民族性的一部分特征或倾向，而这些特征与倾向有助于他们（中国人与海外近四千万的各国华裔）于市场经济、现代经济扮演“道中庸而极高明”的角色。

（四）
经济活动目标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maximize profits），不过利润最大如果只是短时收益，并非“可持续经营”（这是当前商界最广泛运用，近乎滥用的术语），则不啻杀鸡取卵，盗取他国或其厂商的研发成果，复制、盗版、偷印、伪造，以欺诈手段，制造并售卖假、冒、伪、劣的商品，可以在短期（或只有一次交易）掠取巨利，一些企业以坑、蒙、拐、骗甚至不履约的方式一本万利或“做不用本钱的生意”，但这种诈骗恶行到头来只会伤害自己，个人信誉也影响到国家声誉。司马迁的观察十分深刻，他肯定了三致千金的陶朱公范蠡，治生产如治国平天的白圭等人的道德品质，侯家驹教授指出司马迁对企业家的重视，很像熊彼德（J.F.Schumpeter）心目中的英雄式企业家。另一方面太史公于〈史记·货殖列专〉指出：“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婪的商人刻薄贪心，该买卖不买卖，错过时机，周转不快，易因小失大。诚廉的商人则懂得薄利多销，流通量快，交易额大，客源不绝，反而能赚到更多的钱。任何行业，如果能做到“近者悦，远者来”，何愁不富？

目光远大的商贾会把目标放得长远，他们不仅希望能做到“可持续经营”而且是“永续经营”，粗制滥造的劣质商品，可能外表美观，一时三刻看不出破绽，但是人民可以“愚而神”[6]恶贾与窳败企业的真面目终究是无法瞒过老百姓雪亮的眼光的，讹骗可得一时之利，却失去消费人的信任。商贾向“利”倾斜，罔顾仁义，反而因此失利；商贾注重商品与服务素质，不断提升改进，向“义”倾斜，反而得到顾客与消费群的长期支持，这正说明了义利互斥而又相生的二元互补性。

现代经济发展迅速，义利之两难已经不是小生意、小买卖经常要面对的抉择，而是企业家、大厂家必须面对如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营业原则与方略。前面笔者提到的中国十大商帮（类似现代的财团），都有依附官府，走后门抄捷径，牟取暴利的恶行。徽商的胡雪岩有左宗棠为后台，晋商的乔家渠有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撑腰，官商勾结，受害者民。

古之儒商与今之华商企业组织间组色彩浓厚，家族型管理的亲和性，毫无疑问，可以加强内部的凝聚力，但亦助长了裙带资本主义或关系资本主义。[7]这儿就出现了义与利的冲突。家族式经营有助于经济社会的“形态维护”（pattern maintainance）,但却对于“客观理性化”却形成一种限制，这是韦伯的观点，以民族的方式把一组人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反而使一种介于伦理与市民生活方式脱层。[8]“义”是家族成员 绾接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氏族乡团组成的大财团，与政权贵挂钩，力量庞大，关系微妙，方便市场控制与垄断，这便影响公利。而“公利”还原回去便是“义”。（五）
经济学有所谓“外部不经济”（external diseconomics），指的是个人的活动，如破坏公物，阻碍交通，侵占公地，污染流水，有损公益，带来社会成本，但当事人却未为多出来的社会作出补偿。今日生态环境受到的巨大破坏，绝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大企业、大厂家在获得有关官员的掩护，在“一个眼开一个眼闭”的情况下运作，而且行之经年。官商共谋如何从根本上着手根除，这与政治制度、司法体系的改革有关，非本文所能探讨。我留意的是这种孳孳谋利，戕伤自然环境的义利冲突。

要消弭或至少缓解这种义利之争，仍需向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观寻找出路。《春秋繁露》有载“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宋代的张载据此明确提出了他的“天人合一” 观，早在先秦时期荀子就曾说过，“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中国历代皇朝都不准淫杀、滥捕、滥杀。《礼记·月令》有载：“令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 ，禁止伐木，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竭川泽，无漉陡地，无焚山林。”，原因正如王阳明所说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其视天下为一家”。（《大学问》）恩格思曾告诫；“我们必须要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能像统治异族一样。”[9]赫胥黎（Aldous Huxley）进一步申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不仅对人类而言，同样也可以用于动物、植物以及万物身上。”怎样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而能和谐相处，人类必须意识到本身即是整个大自然、大环境的一部分。人类没有或缺乏这种意识，面对义利的考量，必定会向短暂的现实利益倾斜，为追求眼前的好处，而牺牲掉将来的福利，甚至威胁人类存在的条件。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太多这种见利忘义的现象。

西方对大自然的看法与中国迥异，培根谓“自然科学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更加巩固地建立和扩大对大自然的统治权。”这是典型的西方科学主义、技术至上、工具理性的思维逻辑。《圣经·创世纪》有载：“上帝要人们统治水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万物和整个大地以及遍布大地各种爬行动物。”有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或信念， 方戡天役物的思想遂成了主流思想模式，自工业革命以降，资源的消耗，空气的污染，水源的破坏，伐木砍林到了今日全球温室效应扩散，酸雨肆虐，冰川溶解，耕地日减，粮食缺乏，有识之士如刚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到全世界各地演讲，传达拯救地球已急不容缓这个讯息。

中国近代大儒冯十力提出“生生大化”，人与万物同生共感，《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提出有机宇宙哲学，与冯十力的见解相近，但是经济发展这部列车已经开出去了，要勒令所有的厂房停止生产、企业停止操作是不可能的事。这儿我想到的是梁漱溟，他对天人的中庸看法。他认为人必须在疏离自然与征服自然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个理念背后，正是义与利的估衡。目光短浅之士只看到近利，为了获取近利，不惜断送企业信誉，伤害企业借以存活的生态因素与基础。为富不仁，为富不义，终究行之不远。眼光远大的商贾心思慎密、深谋远虑，他们追求的是可持续发展，永续经营，在义与利的权衡自然拿捏到分寸。

我们都知道所谓自由经济市场，并没有绝对自由或完全自由这回事，撇开其他人为的干预不说，供求律便是一只无形的手，许多商人被一时之需冲昏了头，不惜伪冒仿造，粗制滥作以求快速致富，这方面需要法律约束，需要法制监控，并且对违纪犯法的经济活动给予惩处。

企业教育在这儿也可以积极的催化角色，如果工商管理课程只教学生如何组织、管理、经营、谋利、那显然是有缺失的。学院与大学教育还应提供这些未来企业新进多点人文熏陶，让他们了解职业操守与伯南克所说的“企业道德”。《论语》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苏洵提“义利利义相为用”，重点即在义利二元互补，在商业行为、经济实践真正做到“君子受财，取之有道。”

杜维明在讨论成就工业东亚的因素时，也是从正面与负面同时思考家庭式经营与裙带资本主义的利弊，用人唯亲，而非选贤与能，是关系资本主义的问题。杜氏在另一部著作里却提到同学、同乡、同好、同道的“原初联系”，而这种联系凭借的是彼此的信赖。它特别指出，“从雅加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已构成一条似有形又无法定形的华人金融组织叫龙脉，是华人社会相互资助可以调动大量资金的信用共同体。……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信用保证比有些政府的还安全。所以，以前看起来不科学、落伍的东西，现在好像在瞬息变换的国际金融市场中发挥了作用。”[10]2007年10月神户举行世界华商大会，我想除了在商言商，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企业家的聚会，在互惠互利以及怎样回馈社会这方面应该有他们的构想与策略。

一些生意人讲的是一套，做得又是另一套，或者以儒商自诩，其实是沽名钓誉，所作所为与奸商无异。[11]另一些企业家从不以“儒商”自居，但他们毁家兴学，扶助贫困，在慈善公益事业方面贡献良多。儒学是实践之学，这些商贾可能没读过四书五经，可是对社会的回馈表现却是地道的儒者精神。陈嘉庚之于厦大，李嘉诚之于汕大，陈六使之于南大，可为典范。要之，整个商业大环境必须建立“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义利观，“欲而不贪”的财富观，只有如此，义利互补的中庸经营之道，才能落实体现。

（20/2/2008）
[1] 韦伯发现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巨大的动能带动社会革新，走向富强来自基督教新教伦理追求财富又能抑制欲望，延后享受富裕成果(delayed gratification)的精神。韦伯亦发现大资本家或成功的企业家多出现于喀尔文教（新教）广泛流传的地区，而不在天主教国家。发展到今天，奢侈式资本主义使美国人不善储蓄。2007年用的是5年后的未来钱，刷卡消费，寅吃卯粮，荣景泡沫化，近在眉睫，近期的次级房贷是危机是一例证。
[2] 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这观念到王阳明这一代人出现新的体认。王阳明于1525年为商人王麟（节庵）写的墓表，提到“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古者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这是“新四民论”。同年王氏写〈重修山阴县学记〉有云：“夫圣人之学，心学；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商贾如“尽心”亦可成就圣人之业。文章撰成于王阳明逝世前三年，应该是他晚年“深思熟虑”的见解。参照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1987）下篇〈中国商人精神〉，页97-166。
[3] 参照《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周游列国至卫，卫灵公询问孔子在鲁国任职的官俸，孔子回答“粟六万”，灵公决定以同样的待遇礼聘孔子。孔子应允。可见孔子并非没有工作与酬劳的意识。
[4] 有关古代儒商的兴起，发展，商帮的形成与衍变以迄现代儒商的转型，参照戢斗勇著《儒商精神》（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页23-47。
[5] 陶朱公生意经十八法，共270字，疑为后人伪作。参照元钧主编《资商通鉴》（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页168。
[6] 引自《徐复观杂文：记所思》（台北：时报出版社，1980）自序，页4，原句为“人民是，‘愚而神’的。人民……在愚蠢中能发出不可测度的神智，以判断政治社会上的大是大非大害……”
[7] 1997亚洲金融风暴发生，裙带资本主义或关系资本主义的可操作性受到质疑。良好的企业管理必须有透明度与公信力。杜维明指出：“关系资本主义是靠同乡、同学的人际关系。这在初步的资本累积阶段有一定的强势。但是它绝对不能同受法律监督与国际金融管理、受现代西方文明所导引的跨国公司相比。”详见杜维明《对话与创新》（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
[8] 参照汪晖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第七章〈帝国的自我转化与儒学普遍主义〉（台北： 三联书局，2004），页738。
[9] 摘自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斯、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二版，页518。
[10] 引录自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台北：联经，1996），页357。
[11] 中国的南德集团总裁牟其中以“儒商”自诩，本人却因为信用出问题，以诈骗罪名被起诉，是一个典型的例子。